2013年9月，创新工场CEO李开复在微博中发布一句“癌症面前，人人平等”激起千层浪，很快他患癌的消息传开。17月后，李开复病愈重新恢复工作，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满负荷的、密集的安排行程。他说患病的经历让他对人生进行了重新思考，悔悟过往，他到底有着怎样的感悟呢？

后悔曾经过分追逐名利

整个生病过程中，我重新体会最深的就是“影响力”这三个字。这是我过去所倡导的，能多大程度上改变世界，就靠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影响力越大，做的事情就会越好。理论上这是对的，只是一旦你开始追求影响力，所有的事情都通过影响力来评估，就会变得比较现实。比如，今天要不要见这个创业者，取决于他的公司有多大潜力；我见哪位记者，通过他们面向的读者群多少来决定。其他的可能就不见了。

这次生病让我感觉到，癌症面前人人平等。其实世界上每个人的价值跟灵魂是一样的，我凭什么只通过影响力做这种价值判断？一场演讲没有一千个人我就不去，每天微博不新增一千个粉丝我就不开心。这就变成一种功利世俗的追寻。

我生病后不断地思考这类事情。记得有一次去佛光山请教星云大师几个问题，我向他提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人觉得追求影响力就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因此不断追求，把这个当成主要甚至唯一的追求，这是否会陷入名利的怪圈和负面循环？”

星云大师一般在公开场合都非常和善，但是那次跟我一对一闭门的时候却跟我说，说这个话是自己骗自己，人真的没有办法剥离这种名利。他说，我说的话是自己骗自己，这对我有一定程度的点醒。

我开始想，过去是不是做得太过了？过去有学校请我去演讲，场地不够大，只有两百人能听到，我想算了；有创业者跑到创新工场来，虽然很执着但不见得靠谱，我们把他拒之门外；或者去演讲有学生追着车子要送我礼物，司机问我要不要停下来，我说不要。

现在就想，凭什么觉得两百人就不能跟我交流？为什么我们要让创业者苦苦地等？为什么我就可以傲慢地不让司机停下来？现在再想这些事情，就会比较放得开。公司做事还是要尽到职责；我自己的时间还是要自由支配，只要有缘能够认识，时间允许，不伤害身体，谁找上门来我都可以交流，来者不拒。

刚生病那会，我会想，“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什么事？为什么轮到我得癌症？我做了很多坏事吗？是因果报应吗？还是其他理由？”思考很多，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事情我们不能理解。一个人说我要来改变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傲慢。所以，我会重新思考这个命题。世界因你不同，这句话是可以的，但是变成我要改变世界，这个就是有一定程度的傲慢存在。

后来读很多书，包括跟星云大师沟通，我悟出来一个比较简单的道理：一个更符合我们渺小地位的思维方式是，如果我要做一件事情，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做，世界会不会变好一点？不要特别地衡量哪个影响力大一点，不要把什么事都去量化。

顺其自然的去生活

我现在几乎很少上微博或发朋友圈。过去，我几乎有点偏执地把运营微博变成人生的一部分，把获取粉丝当作游戏来玩。现在看来都是很功利、无聊的事情。所以现在会把一切都看淡，有些东西看不到就不会心烦，不心烦就不会有负能量，没有负能量身体的压力就会减轻，抵抗力就好，抵抗力好癌症就不会找我。如果今天有很不好的事情，我基本上不会理他。

但我还是会把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分享出去。比如生病后我发了几条感悟，不会因为希望更多人看到，就去营造推广。真诚的感觉跟大家分享是可以的，适度而止，但是我不会想尽办法让最多的人看到。

这次回来工作是因为身体已经没有肿瘤了，我自己认为没有必要百分之百地工作，恢复50%是我的家人和医生觉得可以的。也许有人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但是复发率就会变高。我会不断提醒自己不要陷入这种状态，我太太每天都监督我，在微信上要我把晚饭拍照片发给她。

另外，我跟团队会有一个很好的默契和分工。过去的17个月里，我是不管事的，一个礼拜参加一天的视频会议，视频会议相对轻松，我累了耳朵就不听了，他们也不期望我太多地参与，所以没有什么工作状态。这给了团队机会，过去问我的问题都自己决定了，而且结果很好。回来我提议，不会插手他们的决策。

但是这个团队还是需要一个精神领袖，我回来大家就安心了。我会把我们公司的战略方向，创新工场为什么存在，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机构，每个人怎么样的参与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等等，这些与大家分享，这是一个领导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