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在70年前的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的共和国元勋们是穿着什么颜色的服装观礼的么？你知道广州解放时，珠江一带的市民是如何欢庆的么？……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这些珍贵的历史瞬间只有模糊的黑白影像存证，但在即将播出的纪录片《彩色新中国》里，观众可以一览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5城的高清、彩色录影。

　　9月21日晚，刚刚完成该片制作的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导演谢申照告诉南都记者，这批珍贵的彩色历史影像由当年的中苏联合摄影队拍摄，最近几年陆续被上海音像资料馆从俄罗斯购回。《彩色新中国》截取了其中的精华部分，并以这些彩色胶片所定格的画面为出发点，寻访亲历者，展现故地在当下的风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这部时长50分钟的纪录片，将于10月1日晚在东方卫视和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实频道播出。

　　对话

　　从俄罗斯寻回高清彩色画面

　　南都：公众非常好奇，这些彩色的高清影像，是怎么拍摄下来的？

　　谢申照：其实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我们国家邀请了苏联的摄影队过来，帮我们拍摄彩色纪录片。当时他们派来了两个摄影队，一个叫“前方队”，是讲三大战役的过程，苏联方面的领队是瓦尔拉莫夫，他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拍战争电影的导演，中方这边是吴本立等人协助；还有一个叫“后方队”，主要是拍后方的建设、各地人民的生活，苏联方面的导演是格拉西莫夫，中方的领队是徐肖冰。两个摄影队都参与拍摄了开国大典。

　　《彩色新中国》片中的历史影像（真实色彩，非后期着色）。

　　这批素材后来基本上是在苏联做的后期，完成之后才拿回到中国来审片。最后做成了好几部彩色纪录片，比如《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锦绣河山》等，有俄文版和中文版，在两个国家都有上映。但因为素材基本上都留在了苏联，我们国家基本上只有成片，随着它的播映，胶片就逐渐老化褪色了，而且因为我们国家当时主要还是放映黑白电影，有一版拷贝就转成了黑白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开国大典，还有当时的一些影像，基本上没有彩色的。

　　南都：这么说来，如今流传较广的开国大典的黑白影像，可能原本是彩色的？

　　谢申照：实际上开国大典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既有苏联摄影师，也有中国摄影师。苏联摄影师用的机器能拍摄彩色影像，中方的摄影师，比如徐肖冰，他是用那种35毫米的手持摄影机，拍出来的画面就是黑白的。这两部分素材都有保留下来。

　　《彩色新中国》片中的历史影像（真实色彩，非后期着色）。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开国大典的黑白镜头，有时候不容易搞清楚到底是谁拍的，因为经常是把彩色的拉成黑白了。不过，如果你仔细分辨的话，还是可以从拍摄的角度和一些“穿帮”镜头分析出来的，比如说苏联摄影师可能把我们的摄影师拍进去了，中方摄影师从另一个角度，可能正好把苏联摄影师拍进去了，你就可以大概分析出他们各自的机位在哪里。

　　南都：这批素材在苏联存放了这么多年，是怎么找回来的？

　　谢申照：是我们上海音像资料馆的同事，几年前就发现有这么一批胶片，大概200本、每一本大概10分钟、总时长大概是2000分钟的这样一批素材，现在还保存在莫斯科的档案馆，颜色也还是比较鲜艳的，就一直在跟对方沟通。然后去年到今年，陆续通过版权采购的方式买到了蛮多的那个时候拍摄的素材，还有一些纪录片的片段，我觉得都非常珍贵。

　　《彩色新中国》片中的历史影像（真实色彩，非后期着色）。

　　我们这边是根据片子的需要，按分钟来采购的。关于开国大典的镜头，我们买了6分钟左右，包括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包括当时阅兵的部分，有蛮多好的镜头。除此之外，其实还买了很多别的，尤其是当年“后方队”拍摄的内容。

　　珍贵影像记录广州解放图景

　　南都：可否讲讲《彩色新中国》的缘起？

　　谢申照：我是去年听说上海音像资料馆的同事找到了这批素材，也被邀请去看，我就觉得真的特别好，从内容到画质，大家都没见过。那个时候就想以这些影像为主要元素，从这些影像出发，来做一部纪录片。后来跟台里讲这个策划的时候，领导也非常重视，就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彩色新中国》，其实它还有一个寓意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了，整个社会面貌一新，我们（的生活）也从黑白变成彩色了。

　　因为我们是上海的媒体，最开始拿到的是跟上海有关的素材，部分已经用在了今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纪念日）播出的纪录片《上海解放一年间》里。之后我们就想，国庆的时候再播出一部片子，纳入更多城市，所以后来就根据那些影像，选了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杭州，制作《彩色新中国》。

　　南都：对于这部片子，你采取了怎样的导演思路？

　　谢申照：我们尽量从这些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后、各地人民生活的历史影像中寻找故事的线索，比如说找到相关的人，不一定很有名，但就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他们的一些记忆和真情实感，能够跟影像对起来，从而展现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不同侧面，包括一些温暖、感人的故事。我自己觉得，可以算是一个比较欢乐的片子。

　　南都：你们从《上海解放一年间》制作完成之后着手，到9月份成片，应该说效率是很高的。当时拍摄时是兵分几路？

　　谢申照：确实是很快的一个周期。我是在差不多今年七八月份才开始找故事，然后就到各个城市去拍摄。我的第一站就是7月中旬去广州，也是得到了广州电视台一位记者的热心帮助。

　　拍摄时就是我一个人，带上一个摄像、一个灯光、一个录音，大概四五个人的团队，每个星期去一个城市，差不多是这样的节奏。所以也有一些遗憾，有些故事没有办法挖得比较深，有些可能不够全面，但是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特点，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亮点，共同构成了这个50分钟的节目。

　　南都：我们在片中能看到哪些广州的历史镜头？

　　谢申照：比如说，当时苏联摄影队沿着繁华的珠江一带，拍了一个很长的俯瞰的镜头，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广州市中心其实蛮小的，高楼也比较少，所以当时60多米的爱群大厦已经是“广州第一高楼”了。广州解放之后，那里曾挂过巨幅的毛主席画像，是解放前夕香港美术界的进步团体“人间画会”所绘制，在画面里能看到。

　　《彩色新中国》采用的1949年广州影像。

　　这个长镜头还有拍到珠江上的一座断桥，桥沉在水里面，我去查了一下，这个桥就是海珠桥。其实在广州解放当天（1949年10月14日），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挡解放军进入广州市，把海珠桥给炸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几个月，我们就重新把它修好了。可能在很多人印象中，这座桥是一直在的，但在苏联摄影队的镜头下，我们能看到解放广州时被炸断的海珠桥。此外，还有很多广州市民跳秧歌、在沙面一带划彩船庆祝广州解放的画面。

　　辗转寻“画中人”幸遇惊喜

　　南都：《彩色新中国》制作时遇到了哪些难处？

　　谢申照：难的地方还是在于找人。比如说广州的部分，为了寻找爱群大厦那幅毛主席画像的知情人，我把所有能找到的线索都查了一遍，但是很多参与者已经去世了。后来我是在一个回忆材料里面知道了谭林海先生，他当年作为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是参与抬这个画像的，退休之前是云浮县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我最终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联系到了谭老师。

　　《彩色新中国》采用的1949年广州影像。

　　上海的部分，当时有段影像是1949年重阳节，上海的中山公园举行游园会，当时里面有一群幼儿园小朋友组成了一支小乐队，在那边表演。我们后来通过媒体发布启示，找到了小乐队的成员，把他们重新召集到了中山公园再一起唱歌。

　　还有杭州的部分，我是因为看到苏联摄影队拍了一群在西湖边写生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学生，后来找到了被镜头拍到的一位亲历者，并采访到了她。

　　南都：在寻找这些影像中的亲历者时，有没有令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谢申照：在寻找当年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时，我是通过现在的中国美院的校友会，找到了一名91岁的、对校史有研究的老校友，约定去杭州的养老院拜访他。那天也蛮有趣的，本来是约了他一个人，后来我在路上的时候接到他的电话说，他在养老院里面还有几个好朋友，也可以一起过来看。

　　我去了之后，发现有三位90岁以上的老人都在，就把那段影像用笔记本电脑放给他们看。他们看到母校以前的样子很激动，然后认出来很多老师、有名的画家，还认出来一位女同学，叫茅君瑶，而且告诉我说，“这个人还健在，就在上海，你可以去找她！”所以，我就通过他们的关系联系到了这位老奶奶，去上海拜访她，然后把这段影像拿给她看。她也没有看到过，也很开心，手舞足蹈的，然后就跟我说，她还记得当时苏联人来拍纪录片，那个时候她还穿红衣服什么的，讲了那个时候学校里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就碰碰运气，最后能找到他们，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采写：南都记者 侯婧婧（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