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王 慧 王传寿

彭雪枫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军政兼优，具有杰出的领导指挥才能。毛泽东等领导人称赞他“功垂祖国”、“泽被长淮”、“是共产党人的好榜样”。彭雪枫在豫皖苏根据地主持创办的《拂晓报》、“拂晓剧团”，为宣传教育群众、激励部队士气发挥了重要作用，连同后来组建的骑兵团，被誉为治军打仗的“三件宝”。彭雪枫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不仅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而且是我党我军杰出的宣传家。他的新闻实践和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彭雪枫的新闻实践

彭雪枫于1922年进入北京育德学校学习，在党组织的教育和进步教师的帮助下，他利用课余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革命书刊，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在校期间，他曾主持编辑过该校学生自治会会刊《育德校友》。1925年，他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同年6月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入北京汇文中学读书，9月加入共产党，之后担任中共汇文中学党支部书记，负责北京东城的学生运动。1927年春，参加北京南苑农民暴动，后辗转于北京、天津、烟台、上海等地从事青运、工运、农运和兵运工作，经受了复杂严峻斗争的考验和锻炼。1928年他寄居在天津伯父彭延庆家里，为了排遣因大革命失败和寄人篱下而带来的哀愁，他过了“一个时期的卖文章日子”。他整理修改了1926年自己在绥远时所作的塞外游记的旧稿，正式定名为《塞上琐记》，投寄到天津《国闻周报》。该报从1928年3月8日起，连续7期予以连载。彭雪枫在《塞上琐记》中，以流畅的笔触，夹叙夹议的手法，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追求革命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此外，他还在《大公报》、《世界日报》上发表了文章。

1931年9月，彭雪枫任红二师政治委员时，“就重视新闻工作，并亲自编辑出版过油印的《猛攻报》，密切反映部队实际，文章简洁生动，为战士们所喜爱，成了当时开展连队政治工作的有力工具。” 1934年夏，彭雪枫调任江西军区政治委员期间，就非常关心和支持军区政治部报纸发行工作。彭雪枫早年与报纸结下的不解之缘以及他深厚的文学功底，无疑为日后指导《拂晓报》工作奠定了厚实的基础。1938年春，彭雪枫调赴河南确山竹沟，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同年9月，他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当月29日，在新四军游击支队出征前夕，彭雪枫倡议创办一张游击支队机关报。在商量报名的时候，有的提议叫“曙光”，有的主张叫“胜利”等，彭雪枫最后把报纸定名为《拂晓报》，并亲自为报纸题写了报名、撰写了创刊词。报纸开印，因为设备不行，只印了30份，蜡纸就破了。同志们又刻上一张蜡纸，补印了30份。因为用的是土产麻纸，所以油渍斑斑，字迹模糊不清。彭雪枫深知万事开头难，鼓励大家说：“不错不错。”

彭雪枫十分重视办好《拂晓报》，从报社的人员配备，到工作条件的改善；从办报方针到编辑队伍建设，他都亲自过问、直接指导。可以说，《拂晓报》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每前进一步、每取得一点成绩，都倾注了彭雪枫的大量心血。彭雪枫不仅领导、指导报社，而且亲自为报纸撰稿。他除指挥打仗外，一直笔耕不辍。他在《拂晓报》上所发表的文章，以政治、军事、政权建设等方面的内容为主，也有新闻报道和有关新闻宣传方面的论述。其中“从《拂晓报》所收集到他的关于政治、军事、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文章有40多万字。”这方面内容已由《彭雪枫军事文选》结集出版，而彭雪枫的新闻观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恰恰是我们所要给予关注并进行研究的。

彭雪枫的新闻观

彭雪枫新闻观主要表现在他创办和指导《拂晓报》时期。1938年抗战进入第二年，《拂晓报》创刊后，彭雪枫在领导《拂晓报》的实践中，对报刊的性质、地位、任务和作用、党性原则、办报方针、作风文风等新闻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有过许多独到的论述，集中展示在他为《拂晓报》所写的创刊词《拂晓报——我们的良友》、《拂晓报的产生和壮大及其今后的方针》、《贺拂晓报五百号——五年来拂晓报的检讨》等文章中，部分论述也展示在四师和《拂晓报》创刊元老及前辈的回忆录中。这些都生动地反映出我军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在贯彻执行党的新闻理论和政策方面的建设性思考。

1、党报的使命观

彭雪枫认为，党报是我们的良师和教科书。他在为《拂晓报》写的发刊词中说：“我们离不开拂晓”，“她指示我们方针，引导我们前进”；在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行为作斗争时，“她指点我们，她批评我们，她纠正我们，她说服我们。她是我们的密友，她是我们的良师。”在对敌斗争方面，“她——拂晓，会指教我们如何与敌人进行思想斗争。”也正因为她——《拂晓报》对我们的这种“指示、引导、指点、批评、说服、纠正、指教、领导”作用，她自然会成为我们的良师和教科书，彭雪枫说：“一份报纸就是一个好指导员，一篇好文章就是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1939年10月5日，在《拂晓报的产生和壮大及其今后方针》一文中，他继续阐明：“《拂晓报》是支队全体指战员的政治上的指南针，部队中军事、政治、民主、文化、娱乐工作的导师。”“人们需要这种精神食粮，比吃饭还重要。”在这篇文章的第四部分，他引用了列宁在旧火星报上发表的《从何着手》一文中，关于“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观点，并强调，“这一伟大的指示，应该成为《拂晓报》——以及所有抗战派的报人们最宝贵的指针。” 换言之，这也是党报的使命。

关于党报的使命，彭雪枫进一步阐释道，作为党的喉舌，《拂晓报》宣传了党的主张。“党的路线、主张、政策、决议以及个别时期的指令，都通过报纸而发布出去。”“在传达中央的政策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同时又要反对投降妥协，反对分裂阴谋，反对倒退落后的政策方面，它以最尖锐的词句，理直气壮的声调，有凭有据、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事实，击破了敌人的怀柔政策，粉碎了汉奸汪精卫及其应声虫们‘倒蒋反共’、‘反团结’、‘反抗战’最卑鄙的阴谋毒计。”她还“传播了中共中央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于国际政治的情况、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精密正确分析，政治上的远见，诱导人们把握住国际政治局面最基本一环，认识并把握住抗战中的外交政策。”

对党报的战斗作用，彭雪枫有着深刻的体会，他对报社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体会到没有，报纸蕴藏着无限的战斗力，把报纸办好了，比一个团一个旅的作用大多了”；他还作过生动的比喻：“一只笔胜过两千只毛瑟枪”，一张党报的“威力赛过千军万马。”党报“就是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

不难看出，彭雪枫的党报使命观、喉舌论，着重阐发和强调的是其政治功能，基本上是在报刊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意义上讲的，是以服务当时党的中心工作和抗战为前提的。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与新闻工作必须讲政治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完全一致的。

2、坚持党性原则

既然党报是党的喉舌，就必须坚持党性原则，自觉地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豫皖苏边区游击队成立了党报委员会，由彭雪枫、张震、吴芝圃、肖望东、岳夏、王子光等组成，彭雪枫亲自兼任主任。这样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拂晓报和整个新闻工作的领导。既然是喉舌，就要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使报纸的宣传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彭雪枫曾多次对报社同志说：“政策是报纸的生命，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根据党的政策进行宣传。”有一次，《拂晓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消息，副题上写着“我们这次进军的任务是打击消灭汉奸武装。” 彭雪枫看到之后，立即通知把报纸全部收回，重新编印。他指出“把我军任务说成是消灭汉奸武装，很不全面。我们的任务首先是打击日寇，对汉奸武装也不能光靠打击，还要瓦解，争取。”由此可见，彭雪枫十分重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重视党报的政策宣传，充分发挥喉舌作用。

关于党性原则。彭雪枫还进一步指出:“《拂晓报》不但是支队党的喉舌，也是广大群众和广大读者的喉舌。《拂晓报》在其工作中，不仅要向党负责，而且要向全军负责，向读者负责。”这就告诉我们，党报必须坚持对党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统一、对上级负责与对下级负责的统一。在这里，彭雪枫所强调的，实际上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3、坚持全党办报的方针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工作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中，军队报刊结合部队实际，也提出了“全军办报”的方针。它包含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首长”负责。在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不但自己重视报纸，而且还要求主要有关领导也重视报纸，他提议成立党报委员会并亲自兼任主任。在彭雪枫率先垂范下，不但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同志不要旁人代劳，工农出身的领导同志也是亲自握笔。个别同志确实有困难，他自己先写了初稿，再请别的同志和他一起商量补充、修改和润色。

另一方面建立通讯网。拂晓报坚持走群众路线，建立了系统的通讯工作网：营组织中心通讯组，教导员为组长，营连干部为组员；连组织通讯小组，指导员或连长任组长，每班一个通讯员。在当时，革命军人要学会拿枪杆、拿笔杆、拿锄杆三种本领，把给报纸供稿看作是应尽的宣传责任。

4、发扬游击办报、艰苦奋斗的精神

1939年12月5日，《拂晓报》百期纪念，毛泽东同志为该报题词：“坚持游击战争”。这个题词不仅指明了夺取抗战胜利、争取民族解放的努力方向，同时，也指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报刊的策略思想。

在敌后游击战争的大环境中，办报办刊也必须适应这种战争环境，实行游击办报的策略。拂晓报初创时期物质条件很差。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战争残酷，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更增加了重重困难。该报能在如此动荡残酷的战争年代得以生存和壮大，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新闻工作者游击办报、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堪称奇迹。

皖南事变后，《拂晓报》经常处于作战转移中，只要能在一个地方停留半天或一夜，编辑马上就在老百姓的灶前或场院上的草垛之间，借几张桌子，或支起一扇门板，写稿刻版，编印报纸。有一次，敌人已逼近报社所在的村庄，最后一版报纸却刚印到一半，随时可能遭到破坏甚至牺牲。指挥机关特地派出一个加强连为报社警戒，直到报纸全部印完，才安全撤离。1941年春末，一个细雨纷纷的夜晚，该报社随部队一连转移了6个村庄，仍然坚持出版了一期报纸。《拂晓报》曾被国际友人带往国外参加展览，也曾由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拿到西安展出。当年在西安展出时，该报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伟大毅力和克服物质困难的最具体表现。”

彭雪枫在《贺拂晓报五百号》中总结说：“综观《拂晓报》发展形式的全过程，它是存在最大进步性的，从纸张、刻写、油墨、印刷、排版、发行诸方面看，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浅陋到精美，由低级到高级，其中包含着无限心血，可以说是一个紧张的斗争过程。”这种斗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先要与恶劣的环境作斗争，敌人的不断‘扫荡’；顽军多次进攻常常给报纸不可想象的困难。再要与物质条件作斗争，没有纸，没有油墨，没有机子，没有各种必需品，往往采用了军事力量来保障这些必需品获得。还要和人才缺乏作斗争。”可以说，彭雪枫的这个总结，不仅是对《拂晓报》艰苦创业历程的高度概括，也是新四军及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所走过的艰难历程的缩影。

5、坚持新闻的真实性。

新闻真实性是报纸的生命，也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成败的关键。彭雪枫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事实是报道的躯干”，要防止进行空洞的说教，要坚持用事实说话，“多用事实去鼓舞教育群众，读者看到事实，一目了然，作者就不必站出来‘演说’一番了，事实胜于雄辩嘛。”在彭雪枫看来，事实是形成一定思想，支撑一定观点的基础，是触发人们情感的催化剂，新闻宣传必须以事实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当记者的不能学‘客里空’。”

坚持真实性还要求在具体的新闻报道中，不能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夸大事实。在纪念《拂晓报》一周年时，彭雪枫对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表扬成绩，批评缺点，但必须绝对慎重而勿陷于夸大。”这显然是反对在具体的新闻报道中搞实用主义、添油加醋。

彭雪枫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办报的目的是变理论宣传为实际行动。在他看来，“所谓‘宣传’，即是说有其教育内容。宣传不应脱离理论的原则。”他反对为了迁就读者或听众的水平兴趣，就不写或者不讲关于理论上、原则上的问题，主张“每一个宣传的事实都应提出原则去作结论，以原则去分析某一种事件（新闻）。那种不作结论式的新闻，是过去的，是商业的是无教育内容的新闻。”在办报上，彭雪枫主张用一种有理论、有系统的宣传来达到列宁所说的“报纸成为一个风箱，把一种风潮的火星扇成大火。”他强调，在对群众的宣传鼓动中，要善于引导，趁热打铁，“当人们看过了报纸上的日寇暴行而引起了仇恨心时，接着是推动他们‘揭竿而起’。当人们看过了报纸上的前方浴血奋战中的战士们寒天衣单而将要伸出援助之手时，接着是‘号召’人们做寒衣运动。当战士们经过报纸而羡慕另一部队的战绩或者文化娱乐工作优良之时，马上由报纸号召发起一个‘竞赛运动’，立即订出‘竞赛条约’，结局将得到伟大的成果。”他认为，“报纸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变理论宣传鼓动为实际的具体行动。”

新闻要真实客观，但不讲理论原则和宣传效果的纯客观则是有害的。对此，彭雪枫态度十分鲜明。对在报道战士牺牲时使用“惨不忍睹”一词的做法，他说：“描写战士的惨死，并不能体现他们的勇敢。这种纯客观的报道，是不足取的。应从积极方面，写出敌人的残暴，战士牺牲的壮烈，激起群众对敌人的仇视，对英雄的敬佩，这才是我们的写作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新闻，必须内含着充分的斗争精神，不然就成了纯客观的报道。”

彭雪枫认为，“报纸不应只是‘简单的报道’，报纸的内容，从新闻、社论、论文，都应该包含着它的‘教育性’、‘斗争性’、‘组织性’。报纸的每一条新闻，都应起其宣传的作用。”而这一切，纯客观显然是做不到的。

彭雪枫不仅十分重视新闻的真实性，还非常强调新闻的广泛性和新闻的时效性。抗战初期，党中央没有新闻广播，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昆明）成了孤悬敌后的人们了解国际局势和抗日战局的一个渠道。彭雪枫就利用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得到的一部美制干电池军用收音机，收听昆明广播。为了让广大官兵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他抽调专人收听广播抄新闻，并刻印《拂晓每日电讯》。他说：“现在部队扩大了，干部多了，都需要及时知道国内外大事。《拂晓报》最快三天出一期，你这里新闻天天有，也出个刊物，叫《拂晓每日电讯》，能把新闻刻印出来，发给各部队领导同志看，那该多好啊！”从此，《拂晓每日电讯诞生》，每期16开两面，最多印过360多份。

6、提倡大众化的文风。

彭雪枫认为，报纸是否坚持大众化的文风，关系到党报的群众观点的问题。他在《拂晓报》创刊词中指出，报纸“要和我们的指挥员战斗员发生着血肉联系”，要“反映我们的日常生活。”

《拂晓报》早期时候，由于报社许多同志是从敌占区、国统区过来的爱国学生，有时写报道或文章时自觉不自觉地追求文艺性，出现诸如《田园寥落干戈后 骨肉流离道路中》之类的新闻标题和文章。针对这一现象，彭雪枫指出：“现在我们报纸上，过多地追求所谓文艺性了。开口学生腔，描写不切实际，枉自抒情，流于空泛；文字半文半白，尾巴上拖个云云，就是缺乏活生生的事实，这一点应该改进。《古诗源》中说：将飞者翼伏，我们写文章还是朴素一些才好。”《拂晓报》的同志根据彭雪枫的意见，在五、六期合刊上发表了《本报对同志们的希望》，总结创刊以来在文风方面存在的毛病，要求大家“用生动感人的事实，写出反映斗争实际的文章。”

提倡通俗，更要讲政治。对于把青年农民踊跃参军说成是“从家里开小差”的做法，彭雪枫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不是幽默，是卖噱头。这样的标题出现在党报上，是很不严肃的。”

为了端正文风，彭雪枫在纪念《拂晓报》创刊一周年时明确指出：“要用最具体、最简单明了、最浅而有力的笔调，写出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有原因有结果、有优点有缺点、有经验教训的通讯，传播一个地区的群众运动，一个部队的光荣战绩。而这一通讯，能立即影响另一地区、另一部队读者的兴奋或警惕。”提倡大众化文风，并不排斥社论、专论、军事讲座等，他认为“应该大量采用，不过要把它们通俗化，以诱导读者讨论。”他主张，报纸上的文章“大文章要少，小文章要多，要反对那种忽视理论的、较大的、政治论文的倾向。”

新闻文风与采访作风、工作作风密切相联。如何采访呢？彭雪枫认为：“不放松一个机会去采访、推动、吸收群众中的、带有教育意义的、有斗争性的材料，有计划、有系统的，以合乎抗战观点的理论原则编排出来。”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要主动出击去抓新闻，采访工作要深入，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就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应有的采访作风。

彭雪枫的新闻观是比较丰富的，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新闻工作的基本规律。他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理论。《拂晓报》为他提供了主要的实践基础，具有因地制宜、紧跟时代、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毫无疑问，彭雪枫新闻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注：该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研究》延续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