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和全球同步开启新周期。这是新时代医改的下一个十年计划，也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能否实现的关键十年。值此岁末年关，我们愿同各位读者，重温中国健康公共治理的五个基本常识。愿常识的微光，坚韧穿过厚重的云层，温暖你和我的内心，照亮“健康中国”前行之路。

　　健康权是什么？

　　2019年底，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基本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获得通过，首次明确：“国家和社会尊重、保护公民的健康权。”这是“健康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公民权利，写入迄今为止最高阶的法律文本。

　　早在2017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就明确：“健康权是一项包容广泛的基本人权，是人类有尊严地生活的基本保证，人人有权享有公平可及的最高健康标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在提升医疗健康服务的可获得性、可负担性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构建全球最大的医学教育体系，织起全球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多项传染病的发病与死亡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人均预期寿命开创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新高。

　　兴建更多医疗机构，聘用更多医务人员，能提升医疗健康体系的总体水平，但不一定能带来公民个人的安全感和获得感。世界卫生组织提到健康权的更高要求：不因获得卫生服务而遭受经济困难、不因健康状况差异而遭受歧视、有权受到服务者的尊重和体面对待……

　　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里程碑之年。“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再也不能将健康权狭隘的理解成“医疗权”，再也不能把实现个人健康视为某一方的恩赐。健康权益，你我本该拥有。

　　需要保障谁的健康权？

　　“健康中国”建设，一个同胞都不能少。2019年，随着一系列政策发布，健康公平性逐步提高。这一年，基层医疗机构从硬件投入转向能力建设，“优质服务基层行”致力于全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能力达到基本标准，力争让老百姓实现“小病不出村（街）”。这一年，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在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启动，不仅本地居民，外省市居民也可以在住院甚至门诊过程中减少医保垫资。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原“4+7”带量采购）、2019年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灵魂砍价”都在帮助更多城乡居民买得起新药、好药。

　　健康权如同阳光和空气，平等提供给每一个人，无论是男是女、是城是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任何民族、宗教、政治信仰。2019年底，杨文医生被残忍杀害之后，我们在舆论喧嚣中洞察健康权的本质：一方面，犯罪嫌疑人理应受到法律严厉制裁，但他的家人不应受到株连，犯罪嫌疑人与利益相关人的健康权都不应当被侵害。另一方面，医疗健康服务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不容漠视。如果恶意伤医、高压猝死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发生，其他公民的健康权终将不保。

　　谁来保障我们的健康权？

　　改革开放至今41年了。回顾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走过的历程，“健康中国”阵营的同盟军日益壮大。1980年代，公立医疗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包袱，走过一段“科室承包，一包就灵”的弯路。1990年代，盖大楼、买设备、专科化，公立医院能力建设得到重视。2003年“非典”危机爆发后，公共卫生（疾控体系）投入大幅增长。2012年以来，国家鼓励社会办医（外资办医）文件密集出台。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健康公共治理呈现医疗、医保、医药三足鼎立的局面。

　　今天，要想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就必须形成多部门联动、多行业协同、多工种团队的新机制，就必须打破地域壁垒，消除学科成见，推倒所有制结构的高墙，组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人财物一体管理“健康共同体”，搭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整合型健康服务体系，搭建涵盖医疗、养老、康复、护理等多元需求的服务团队。

　　“健康中国”需要被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进程中考量。2019年底，针对贵州省煤矿死亡人数连续两年全国第一，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约谈贵州省政府。2020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稳增长”料将成为地方政府一切工作的首位。各省、市、县区决不能以牺牲公民生命权和健康权为代价，重走“带血GDP”的老路。我们希望，首次写入《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健康影响评估制度”能够“长出牙齿”，将公民主要健康指标改善情况纳入政府目标责任考核，把损害公民健康的工业、农业、服务业项目及其不当政策拦在门外。

　　我们对自己的健康有决定权吗？

　　2019年，国务院高规格印发文件，决定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立足于解决当下“以医疗为中心”“预防不足”的问题。一是全方位干预健康决定因素（健康科普、合理膳食、全民健身、烟草防控、心理健康、环境健康），二是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妇幼健康、中小学健康、职业健康、老龄健康），三是防控重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传染病和地方病）。每一项行动都列明了政府责任、社会责任、公民个人责任。我们希望，未来十年，“健康中国行动”与“新时期医改”深度融合，让制度为文化保驾护航，让文化为制度保有本心。

　　公民是自我健康的第一责任人。2019年，国人有机会“被动健康”的此岸划向“主动健康”的彼岸。有智能手环厂商开始申请医疗器械“二类证”，打造医疗级的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致力于实现患者随时随地“查健康”。有商业保险机构将基因检测结果、运动健身记录作为风控依据，让参保人为了省保费、多赔付而主动管理健康。有城市在“健康云”上为居民建立“健康账户”，可累积健康积分、兑换健康服务。

　　遗憾的是，这一年，患者对医疗事务与医改决策的参与度没有实现质的突破。尽管如此，我们要致敬那些出席癌症、艾滋病、罕见病等全国性患者会议并聆听患者呼声的各级官员，要致敬那些在超饱和工作之余仍然坚持患者沟通对话、医学药学科普的医务人员，要致敬那些向全社会公开医疗机构、执业医师信用评价记录的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要致敬那些把患者投诉作为质量改进动力、主动向患者公布医疗安全事件的医疗机构。我们希望，这些突破常规的勇敢行为，在未来十年，逐步融入我们日常生活中，甚至变得稀松平常。

　　“健康中国2030”可以实现吗？

　　2019年底，一部中美两国学者联合完成的论著给各级政府敲响了警钟。研究预测，到了2030年，仍有三分之二的省份完不成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制定的指标，且上述省份达标的指标数量不足一半。据笔者了解，因应这一严峻局势，国家卫生健康委已在起草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整合型健康服务体系的相关文件。

　　“‘健康中国2030’可以实现吗？”今天，当我们发出这个扎心的疑问，并非被悲观的浓雾遮住了双眼，并非被遍地的荆棘缠住了双腿。恰恰相反，我们需要铭记最高领导人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所说的：“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我们不惧风雨，也不畏险阻。”越接近民族伟大复兴的终极目标，我们就要越扛得起、放得下。

　　更何况，在我国的患者、医者、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眼中，医疗保健体系都有巨大的优化空间，远没有到“四方打麻将，不可能全赢”的那一步。展望未来的改革红利，如果文化足够开放、制度足够完备、技术足够可靠，如果时时都有点滴进步、处处都有先试先行，那么我们终将在漫长旅途结束后收获“健康中国2030”的硕果，终将兑现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尊重、实现、提升公民的健康权。

　　“‘健康中国2030’可以实现吗？”我们没有答案，因为你我就是答案。

　　祝您新年快乐，平安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