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领导干部道德修养。他关于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一系列思想是对以德治国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笔者认为，领导干部道德修养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理论价值。

一、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

一般来讲，一个政党要取得合法性，关键看其占有政权的法理和情理的性质。换言之，一个政党要具有合法性，既要符合法律原则，还要获得情理认同。而要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依据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实现稳固执政所具备的基础和条件。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直接用一个标准去评价政党的好坏，那就是该政党官员道德水平的高低。古往今来，皆是如此。比如，秦朝灭亡，固然有诸多原因，贾谊在《过秦论》中却是评述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再比如，苏东剧变，工人阶级政党丧失政权，固然也有诸多因素，但人们认为是当时苏东各国执政党的领导干部贪污成性、腐败成风，从而使得执政党的道德形象太差所直接导致的。因此，执政党领导干部的道德形象对整个党的形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我们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出现了道德失范，与9000多万党员干部的规模相比，他们实际上只是极少数，可正是这极少数领导干部的道德失范，在人们心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从而导致整个官员群体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形象危机，进而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

二、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关系到社会道德风尚

通常情况下，一个普通公民的道德行为只是个体问题，而领导干部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掌握着公共权力，有着独特的权威性，使得其道德行为对社会更具有影响力，其道德天平的倾斜甚至会导致整个社会制度正义力量的缺失。孟子云：“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邓小平同志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 古人云，“官德如风，民德如草，官风正则民风纯。”因此，领导干部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其道德修养是社会标杆，有着示范效应，有着表率作用，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

三、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关系到自身从政价值

孟子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得民心可以说是领导干部从政价值的最高体现。对于明代首辅张居正，梁启超曾称之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他功高盖世，身后却一败涂地，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的道德形象差，有明显的操守污点。比如他私心太重，太为几个儿子打算,沈德符形容他：“恋恋权位,荐人挤人,至死不休,则多男子多后顾累之也。”《明史》评价他，“功在社稷，过在身家。”这种道德瑕疵不仅损害了他的威信，也使他的改革受到严重牵连，以至于最终被否定。对于道德与从政价值的关系，孔子说的最直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朱熹也指出：“为政以德，则天下归之。”因此，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真正的领导力，有利于实现自身从政价值。

四、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关系到个人生活幸福

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理论以效益或利益作为道德评判标准，坚持人性论，坚持道德为出发点，从人的趋乐避苦的天性出发，提出快乐是人的最终目的，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都有追求自身的幸福快乐的权利，提倡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利益”。从道德哲学来看，“道德”便是“最小成本”，“幸福”即是最大利益。孔子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也就是说，一个有道德的人，有宽广的胸怀，容易得到心灵的宁静。反之，一个道德不好的人往往因患得患失而无法感受到心灵的安宁和生活的美感。“功利主义”理论还提出了合理的利己主义，个人幸福必须与社会幸福结合起来等观点，强调一种普遍效应的快乐主义,认为任何一种行为只要其增多社会幸福的趋向大于减少社会幸福的趋向,便可以说这个行为是符合功利原则的。这种行为不单指个人行为,还泛指社会行为。由此，领导干部付出“道德”成本，可以给个人生活带来幸福，进而给整个社会带来幸福，最终使得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