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2月24日黄昏,一列火车缓缓驶进哈尔滨火车站,31岁的伍连德走下站台。他要以“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踏入这片土地的,这时的哈尔滨,正笼罩在死亡的黑影下。
哈尔滨接到的第一个疫情报告的时间11月7日。两名猎捕旱獭的华工从满洲里赶到哈尔滨,没多久,这两人都得病而死,并且还传染了同住的4人。瘟疫在哈尔滨扩散开。以铁路线为界,哈尔滨分为“道里”和“道外”两个地区。与道里生活优裕的俄国人、日本人相对应的,是道外以傅家甸为中心站的国人聚居区。鼠疫爆发后,傅家甸变成重灾区。
实际上让清廷更焦虑的,除开瘟疫,也有一场看不到的交锋。在东北地区,哈尔滨和奉天是两个铁路线枢纽中心城市,不仅有较多老外侨胞定居,且俄、日铁路线附属地与中国市政工程重合,检疫、防疫具有主权象征意义。疫情产生后,日俄向清廷施加压力,规定相互主管防疫。因此,当时清王朝承担解决疫情的并不是民政部,反而是外务部。外务部的心态是:关乎主权,要不惜一切付出代价,操纵住瘟疫。最先要找一个适合的人选。
在忽然收到来北京市的电报邀约以前,31岁的伍连德仅仅一位刚到中国两年有余的侨民。1903年,伍连德变成剑桥大学第一位得到医学博士研究生的华人。1907年里的伍连德已成马来半岛有名气的大夫。他收到了一封邀约他担任天津市陆军医学校副校的邀请信。信的正下方,豁然印着“直隶总督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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