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这个词在很多教科书和历史书上都是被贬低的贬义词。原来是葡萄牙语言，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跨国企业的中间人。这一年，上海译为“糠摆渡”，谓买办介于洋人与华以成交易，其意指既能沟通，又能让买办赚钱。清末、民国时期，许多商人，特别是广东、上海商人，是从买办起步的。

第一家外资银行诞生于1847年的上海，即丽如银行(OrientalBankingCorporation，又名东方银行，东亚银行)，在进入中国后即开始发行纸币，在上海和江浙一带流通。接着外国银行纷纷进入，上海逐渐成为远东地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至1890年左右，沿外滩地区已有大量外资银行聚集。他们长期掌握着中国财政的命脉。

其中，以汇丰银行为最具影响力的外资银行。汇丰于1865年在香港成立。虽然它的规模并不大，但它从一开始就只关注中国的利益，一切活动都是围绕中国而进行，因此成为了最重要的在华外资金融机构。有人说，“盖吾国关税之收入，必解到汇丰，故汇丰操纵金融之力量尤伟。”长期以来，该银行一直控制着中国境外的汇率，直到1935年，汇丰银行的每日汇率仍然是上海市场的官方汇率。在汇丰的发展过程中，东山席家的功绩最为突出。从1874年开始，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先后在汇丰大买办任职55年左右，创造了一项十分惊人的纪录。

（汇丰银行）

在老家东山乡下读了几年书的席正甫，其崛起全是因为他头脑机灵，善于经略洋务和官商关系。李鸿章当年借给他200万英镑的盐税抵押贷款，被提升为大买办，从此，汇丰银行等外国银行取代已经萧条的山西票商，成为朝廷的金融合作伙伴。而席正甫和袁树勋是同乡，也是同姓，这使得汇丰在上海官场有着特殊的优势。那时，宫廷中两个最受宠爱的汉臣是李鸿章和左宗棠，两人关系一直不好，而席正甫却与他们以及他们的“钱袋”盛宣怀和胡雪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正因如此，在席正甫的斡旋下，汇丰先后从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铁路大动脉获得了丰厚利润。

席正甫为人极为低调，很少参加社会活动，甚至连与东山同乡的交情也很少。在《江南席家》一书中，马学强说，他查阅了当年东山同乡会的活动记录，很少见到关于席正甫的记载，只在光绪九年(1883年)重建静安寺时看到一次。这位暗藏幕后的人物，几十年来默默地编织着一个庞大的家族网络，在上海外资银行圈一一渗透，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席家势力。

除生儿育女外，席家[文]还与当时在上海的一[章]些望族结成“姻亲同[来]盟”。比如席家和另[自]一个买办世家沈家的[历]关系就盘根错节，不[史]仅男女之间的结姻频[大]繁，连席正甫的一位[全]同父异母的兄弟席素[网]恒也曾继承了沈家，[文]改名沈吉成。沈氏三[章]代人在沙逊洋行做了[来]35年的大买办。十[自]九世纪末，沙逊与汇[历]丰、太古和英美烟草[史]宣称是英资在中国的[大]四大垄断集团，席家[全]和沈家的联姻使汇丰[网]与沙逊在业务上相互[文]沟通，更强霸权。

在民国时期，席家与国民政府显要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亲密。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的美国大学同学，还有一个孙子席德懋，他的女儿嫁给了弟弟宋子良。这样，在清廷垮台后，汇丰银行仍能与民国政府保持密切关系。他曾任中国银行官股董事、总经理，国际货币基金会中国代表，并任中央造纸厂厂长。

（席德懋）

数代人走进银行界，使席家子在金融领域的才能独树一帜。许多年以后，席家后人席与棠回忆儿时见到父亲的情景：“他的办公室特别大，有一个很大的桌子，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桌子。桌子上有二十几部电话和电传，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些电话。电话机一直打进来，他拿着两三个电话，一会儿讲中文，一会儿讲英文，一会儿讲英文。此外，他还拥有5名助手，他们的英文都很好.”

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部分席家子弟随外资银行离开中国大陆，他们投资的房地产、实业全部消失。自2000年以来，沪上流行一种“席家本帮菜”，其菜味淡雅、偏甜，介于中西之间。喜爱这种菜的人并不少，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前世今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