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起源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代，尤其是明清两代的开国时期。在明清的开国时期，君主的统治地位都不算牢固，对于民间的思想都极为敏感，一有风吹草动都草木皆兵，为此大兴文字狱，以求将反对自己的声音扼杀在萌芽之中。

其实，作为一个王朝，开设文字狱罪行，扼杀反对自己的言论，也无可厚非。只是，问题在于文字狱在实行过程当中往往会存在两大弊端：一是量刑过重，文字狱一经定罪，刑罚往往都是株连全族；二是牵强附会，只要能联想到一点反动思想都会被定罪，这往往会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利用。

据史料记载，清朝的文字狱，自顺治朝开始出现，第一桩是发生在顺治十八年（1661）的明史案，此后历代逐渐增多。康熙、雍正两代，各发生过10多起文字狱，而乾隆一朝，更有130起之多，超过了之前所有父祖的总和，是清朝文字狱最为严苛的年代。
还好，在乾隆的继任者嘉庆皇帝一掌权之后，他便下令几乎完全废除了这一项在中国存在上千年的文字狱。嘉庆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嘉庆皇帝颁布法令，除非是那些有着明确反清思想的著作，其余模棱两可的文字都不应当当做文字狱处理，对于以前的文字狱案件刑部也将按这个标准重新审定，确定没有明确反清思想的全部整理成清单，交由他定夺（基本上被平反）。

嘉庆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条：

即如从前徐述夔、王锡侯，皆因其著作狂悖，将家属子孙遂比照大逆缘坐定拟，殊不知文字诗句原可意为轩轾，况此等人犯，生长本朝，自其祖父高曾仰沐深仁厚泽已百数十余年，岂复系怀胜国？而挟仇抵隙者遂不免藉词挟制，指摘疵瑕，是偶以笔墨之不检，至与叛逆同科，既开告讦之端，复失情法之当。著交刑部，除实犯大逆应行缘生人犯毋庸查办外，凡比照大逆人犯，其家属子孙，或已经发遣，或尚禁囹圄，即详晰查明，注写案由，开单具奏，候朕覈夺降旨。

——《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39

或许，很多人想，为什么嘉庆皇帝要等到嘉庆四年才废除文字狱，难道他一上台就废除不行吗？事实上，这确实不行，因为嘉庆皇帝登基的时候，他那“十全武功”的老爹乾隆可还在世，悠哉地当着太上皇。名义上，这时的嘉庆已经登基成为了皇帝，但实权却依旧还掌控在乾隆手中。乾隆一生发动的文字狱多达130多起，这时候废除文字狱还得为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翻案，这不直接打脸乾隆吗？乾隆的死亡时间是在嘉庆四年正月，二月废除文字狱几乎是他最快的速度了，这也显示其实他早有废除文字狱之心。

比起嘉庆年间的各类大事，这件事显然不起眼，但它的效果，却是立竿见影：就以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小说来说，乾隆年间还只是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名著《红楼梦》，自嘉庆年间起开始刊刻流传，从此成为火遍大街小巷的畅销书。《儒林外史》等曾有着相似命运的巨著，也同样走进千家万户。《浮生六记》《何典》等小说也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并深远影响了近代中国小说史。

随着文字狱的终结，中国文化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自清朝开国后一直处于低潮的实学，由此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快车道，一大批思想活跃的经世学者纷纷涌现，为黑夜中的清代思坛带来点点星光。

比如常州今文学派的代表人物魏源，就带着“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的豪气，以 “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经世匡时”为宗旨，不仅编纂 《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口号，还大力弘扬经世实学和批评精神，引领了一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

在这一思潮下，文人们开始针砭时弊。包世臣提出了废八股、开言路、汰冗员以及以海运代替漕运的经世良策，汤鹏则从“医贫”的角度出发，为清廷开出了限制兼并土地，缩小贫富差距的药方。

这股实学的清新风气还促进了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比如徐松在被贬谪伊犁后，就踏遍新疆南北路，写下了不朽的名著《新疆识略》，而林则徐更是在遣戍伊犁期间，写成了《荷戈纪程》，以超前的眼光提出了“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最强观点。

而且，如果参考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后，晚清王朝面临的危机，就更能深味“实学”的意义。当大清朝堂面对“未有之变局”，依然满眼蒙圈时，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实学”学者们，却率先为近代中国探路。接下来的“洋务运动”等大事业，曾国藩左宗棠等后来者们，都是沿着“实学”前辈的道路放眼看世界，黑暗中艰难前行。虽然近代史上，这条路坎坎坷坷，不停跌倒，却到底为那个近乎绝望的时代，冲开一道亮光。

治国失败的嘉庆帝，就这么以结束了文字狱的重要贡献，为清王朝带来了鼎新革故的实学思潮。若非如此，近代中国尚不知要在蒙昧中摸索到几时，晚清社会的变革也必将更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