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军：我惨痛的大学创业失败经历
　　
　　不少人想白手起家、空手套狼，在今天的商业社会里这是非常不现实的一件事情。我特别想问：你为什么不能先做能力及资源上的积累后再创业呢？如果你觉得机会难得，为什么不去试图说服更多人给资源后再创业呢？
　　
　　我参与创办过了金山软件、卓越网，作为天使投资人投资了不少成功的创业项目，看起来很拉风。但其实上我也有过非常惨痛的失败。创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定要想清楚，做好充分的准备后再出发。
　　
　　有的人为了养家糊口被迫去创业，有的人为了面子和虚荣盲目去创业，这样的创业注定会很坎坷！
　　
　　惨痛的大学创业失败的经历
　　
　　1987年我上了武汉大学计算机系。武大是国内最早一批实施学分制的大学，只要修完一定的学分就可以毕业。刚上大学，我对自己要求比较严，就开始选修了不少高年级的课程。仅用了两年时间，我就修完了所有学分，甚至完成了大学的毕业设计。
　　
　　虽是速成，我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当年《PASCAL程序设计》课程的作业，老师觉得非常出色，选作了下一版教材的示范程序。据后来的师弟们说，我是系里二十年来拿过《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满分成绩的仅有两个学生之一。那时，我酷爱写程序，已经在老师实验室“泡”了一年多，成了各个实验室的“老油条”。
　　
　　读完两年大学，我已经不满足于校园生活，准备闯荡江湖了。当年的游侠，必备如下的装备：一辆破自行车和一个破包，包里至少要装两盒磁盘及三本很厚的编程参考书。武大樱园宿舍到电子一条街，距离并不远，但走路需要四五十分钟，自行车成了必须的装备，新自行车招贼，所以最好是辆“破”自行车。当年最好的电脑是286，内存也只有1M。对于一个高手来说，所有常用软件必须自备，至少需要20张软盘。编译工具里没有编程接口资料，也没有电子版的图书，只好常备几本很厚的编程资料。那时的书质量不高，内容也不全，还常常有很多错误，至少需要三本对照着看。背着三本很厚很沉的书跑来跑去，肯定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我下定了决心，要写一本没有错误、内容全面的编程资料书，让所有程序员只带一本书就可以了。这本书就是我和同事1992年合著的《深入DOS编程》。
　　
　　就这样，我骑着破自行车，背着装满磁盘和参考书的大包，开始闯荡武汉电子一条街。
　　
　　刚出道时，我的想法比较简单，只要能学东西，干什么都可以，赚不赚钱不重要。我对各种新生事物都抱着非常浓厚的兴趣。接下来的两年，涉猎之广，令我自己今天也很惊讶。我写过加密软件、杀毒软件、财务软件、CAD软件、中文系统以及各种实用小工具等，和王全国一起还做过电路板设计、焊过电路板，甚至还干过一段“黑客”，解密各种各样的软件。两年混下来，各家电脑公司老板都成了熟人，他们有任何技术难题，都愿意找我帮忙。这样，我成了武汉电子一条街的“名人”。
　　
　　黄玫瑰小组
　　
　　1989年5月，我在电子一条街上认识了王全国，他在一家校办的卖电脑的公司里负责技术支持。很快，这位比我高三级、年长四岁的留校老师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他在金山，任副总裁兼CIO。
　　
　　当时他想做加密软件，正在做一个加密软件的界面，而我正好在写加密软件的内核。我们俩约定暑假合作写款加密软件。八月份正是开始，我们两个人大约用了两周时间，没日没夜的辛苦，完成了所有编码、测试、界面设计以及说明书等，这款加密软件就完成了。
　　
　　当时正在放映电影《神秘的黄玫瑰》，王全国就建议以“黄玫瑰小组”（YellowRose）来署名我们的作品。就这样，黄玫瑰小组诞生了。以后我们在自己的作品里面，经常用“馈人玫瑰之手，历久犹有余香”这句话作为标准签名档。
　　
　　BITLOK发布后，获得了同行不少的赞誉，“黄玫瑰小组”也开始有了点名气。
　　
　　“反病毒专家”
　　
　　1989年底，计算机病毒刚刚在国内出现，就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为了解决学校机房染毒的问题，我和同学冯志宏合作开发出了《免疫90》，这是我写的第二款商业软件。
　　
　　回忆起当时的合作，冯志宏说：“当时病毒流行来，就起了念头要做一个杀毒软件，两个人都有这个想法，就有合作啦。当时的条件并不好，我们在外面的一个公司找了一台机器上机，两个人分工合作开发程序，因为寒假自由时间比较充裕，就选择了在寒假进行开发。（励志一生  ）武汉的冬天特别冷，每天我们都从武大骑车到那个公司去上机，风雪无阻，脚也生了冻疮，放假时食堂吃饭不方便，就经常自己动手煮波纹面，直到几年后雷军还在提‘冯志宏煮的波纹面很好吃’。”
　　
　　免疫90是用PASCAL写的，最终的版本可以查、解当时发现的所有病毒。我现在还对这个程序记忆犹新：这个杀毒软件具备病毒免疫功能，如果染上病毒，该程序可以像抖落身上灰尘一样把病毒清除；还做到了样本库升级和在英文环境下英文显示，在中文环境下中文显示；用户甚至可以用文本方式手工增加病毒库。这些功能今天看来没有什么，但大家想想这是1989年底我们的作品。
　　
　　免疫90售价260元一套，上市后在武汉就卖出了几十套，我们每人赚了好几千元。在老师推荐下，免疫90获得了湖北省大学生科技成果一等奖。我在《计算机世界》等刊物上发了很多篇关于病毒的文章，成了当时小有名气的“反病毒专家”；最让我难忘的是，还在学术刊物《计算机研究与发展》上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并入选第一届青年计算机大会论文集。当时，湖北省公安厅还专门请我讲课，讲反病毒技术。
　　
　　1990年，随着防病毒市场逐步开始启动，公安部介入了反病毒软件的研发及产品管理。我没有正式从大学毕业，觉得写杀毒软件麻烦太多了，就暂停了免疫90的后续研发。
　　
　　“开放源代码”
　　
　　我还与冯志宏合作开发过一个共享软件RI（RAMinit，清内存的小工具）。
　　
　　当时RI很流行。之所以能够流行，是因为当时电脑的内存很小，在运行程序多了之后会导致系统速度变得很慢，而有些软件则可能因为内存被其他资源占用而无法运行，这时候就需要重启电脑。RI执行以后驻留内存，然后随时可以通过可自定义的热键（默认同时按下左Ctrl和右Ctrl）来清除当前的环境或正在执行中的程序，回到驻留RI时的DOS提示符状态下。为了让更多的用户免收频繁重启的痛苦，我决定把这款工具软件完全免费。
　　
　　这个产品对于程序员调试程序非常方便。开发软件的过程中，总存在很多死机的bug,需要频繁重启电脑。使用RI可以提高程序员的效率。很快，RI在当时程序员也几乎是人手一份的必备工具。
　　
　　1992年底，我花了整整三天时间重写了RI，新版的RI2.0功能更为强劲。为了让更多的程序员来帮我修改完善，我公布了所有的源代码。
　　
　　看来RI也算国内最早一批开放源代码的免费软件了。
　　
　　黑客生涯
　　
　　1990年初，我在一个朋友那用了WPS汉卡，当时就被震住了。界面易用美观，更强的是打印结果可以先模拟显示出来。署名是香港金山公司求伯君，觉得这个“香港”软件写得真好。由于当时的电脑存贮和运算能力不足，WPS软件需要一块价值不菲的汉卡支持。我特别想买套来用用，但买一套需要2000多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没有办法，我决定把WPS解密，并移植到普通电脑上直接使用。
　　
　　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几乎有两周没怎么睡觉，终于完成了。在使用过程中，我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增强和完善，不少朋友觉得很好用。于是，我解密的WPS版本成了国内最流行的WPS版本了。因为这个渊源，我后来认识了求伯君。
　　
　　我成功破解过不少软件后，成了当时圈子里面几大解密高手之一。有次一个朋友告诉我，《自然码》加密做得很牛。我和王全国就着手解密《自然码》，没过多久就搞定了。但研究完后，觉得自然码的代码写得非常好，越研究就越佩服自然码的作者周志农。后来我到北京，第一个想认识的牛人就是周志农。
　　
　　失败的大学创业经历
　　
　　我在图书馆看了一本《硅谷之火》，深深被乔布斯的故事吸引。八十年代是乔布斯的年代，他是全世界的IT英雄，当年的影响力绝不亚于今天。九十年代初，连盖茨都说，他只不过是乔布斯第二而已。在电子一条街打拼一段时间后，自我感觉良好，就开始做梦：梦想写一套软件运行在全世界每台电脑上，梦想办一家全世界最牛的软件公司。于是，下面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了。
　　
　　那是1990年七八月，大三暑假。王全国有个同事，和他的一个朋友想办家公司，拉我和王全国入伙。他们俩人负责市场销售，我和王全国负责技术和服务，股份四个人平分。我和王全国对自己的技术相当自信，他们俩也对自己的销售能力非常自信，好象“天作之合”，我们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我当时想，乔布斯、盖茨、戴尔就是大学创业成功的，我为什么不可以？想到这些，顿时热血沸腾，脑子晕晕的。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好奇怪，我们好象根本就没有讨论过，开公司谁投钱，开张后做什么，靠什么赚钱等等实际问题。真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公司取名为三色Sunsir，我们希望红黄蓝三原色创造七彩的新世界，放飞我们创业的梦想。我们四个人都没有什么钱，也没有找人投资，最后还是我帮公司拿了第一张单子赚了几千元，才开始启动了。
　　
　　刚开始，租用了珞瑜饭店103房间作为办公室。我们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没什么套路。每天忙得热火朝天，白天跑市场销售，晚上回来做开发。后来找了一个方向，做仿制汉卡。办公室十几平方米，放了桌子和电脑，就没什么地方。我们晚上基本不回宿舍，睡觉的时候五六个人就直接躺在办公室里。实在找不到地方躺的人，就只能坐在电脑前干活了。不久，李儒雄加入了我们的团队。他也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后来他参与创办了连邦软件，曾任连邦软件总裁。
　　
　　没过多久，我们仿制汉卡的技术就被人盗用了，他们一次做的量比我们大，卖的价钱也比我们便宜，这个产品几乎没挣到什么钱。
　　
　　看起来我们的团队也很强大，公司人最多的时候有十四个人，业务范畴也挺宽的，卖过电脑，做过仿制汉卡，甚至接过打字印刷的活。实际上，帐上基本没什么钱，连吃饭都是个问题。有个兄弟吹牛说他麻将打得好，自告奋勇去和食堂师傅打麻将，真的赢了一大堆饭菜票。后来实在没钱的时候，我们就派他去打麻将赢饭菜票。我们就是这样过日子的。
　　
　　还有件很烦心的事，就是四个股份相同的股东，谁做董事长，谁说了算。我当年二十岁刚出头，不想掺和这样的事情，但他们好几次把我从武大的教室里面叫出来开会，一开就是一通宵。短短几个月时间，董事长改选了两次。和所有创业公司一样，中间还发生过好多好多事。
　　
　　高涨的创业热情被残酷的现实一天一天消磨，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大四的学生，我是否具备创业所需要的能力？琢磨了好几个晚上，我提出了散伙。
　　
　　那是冬天的一个星期天，大家同意了我和王全国退出，我们分了一台286、一台打印机和一堆芯片，就离开了。虽然我们一起创业只有半年多时间，回想起来过去的事情历历在目，觉得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经过了创业的煎熬，回到学校，心里轻松极了，一个人走在武大的樱花路上，觉得阳光灿烂。
　　
　　我的大学创业过程就这样惨淡收场了。
　　
　　我觉得，人就是在挫折和失败中成长的。正因为这次失败，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清醒的认识，也为未来的发展做好了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干的心理准备。
　　
　　大学四年很快就过去了。
　　
　　我不顾一切来到了中国IT的中心北京，闯荡京城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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