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猛：无数个不专业的人成全了我
　　
　　“我从来没奢望有那么多人喜欢这个片子，但是不喜欢不代表我们不需要。我希望所有人能挤点时间静下心来，回头看看我们曾经经历的那个时代。”
　　
　　“拿到这个奖，我就可以跟老婆说，不用再等3年了，日后可能就会有钱，拍下一部电影。谢谢你，老婆。”10月18日晚，张猛在合肥第一次走上了金鸡奖的领奖台。这是他进入电影圈的第四个年头，伴他斩获金鸡的是导演生涯的第二部剧情长片《钢的琴》。
　　
　　组委会评语这样写道：电影《钢的琴》是一部创新意识很强、风格独特的作品。既蕴含现实主义精神和气质，又有质朴的个性色彩。创作者把个人命运放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用独特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寓言式的故事，塑造了一群诚实可爱、个性鲜明的工人形象，特授予“评委会特别奖”。
　　
　　“工人阶级的绝唱”，这是张猛眼里的《钢的琴》。很少有人知道：这部作品，差一点成为张猛电影生涯的绝唱。
　　
　　重回集体时代的“绝唱”
　　
　　1995年，在中戏上学的张猛回到老家铁岭，帮姑姑装修她的服装店。为了找木料，他去了父亲年轻时待过的铁岭评剧团。在那里，他又见到了小时候见过的那架钢琴。它最独特的地方不是比普通钢琴大，也不是比张猛更年长，而是它并非出自琴厂。造出这架钢琴的，是张猛的父亲和当年样板戏学习班的一群剧团同事。
　　
　　张猛掀开已经龟裂的琴盖，按了一下琴键，多年后它居然还能发声。只是，按下的琴键孤零零地陷在键盘里，再也没能复位。后来每次想起这一幕，张猛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词：绝唱。
　　
　　那一年，张猛印象最深的就是街上经常能看到老工人们打着横幅上街。“其实东北老工业基地从1985年开始，就已经有厂子开始倒闭，95年是最艰难的时候。”
　　
　　他清楚地记得90年代。那些年，同学中有父母因为经济原因离婚，也有同学的父母下岗后复婚；有人跟随大人远走他乡，也有人因为家庭成绩一落千丈。说不清为什么，一夜间，所有人的生活都变了。
　　
　　还是在那次装修中，由于要将一块钢板镂空作为装饰墙体，张猛来到铁岭的一个钢材市场。每个店面的老板，都是原来钢厂的工人。买断工龄后，有人不要钱，跟厂里要了车床之类的设备，来到市场开起小店。市场上，车铆钳焊，一应俱全，张猛就这样走完了一块钢板的流水线。
　　
　　“我看着钢材市场这么红火，一下就被带回工厂繁盛的时代。虽然它不是集体，只是个人，但是这些人组合到一起，又形成一个小的工厂氛围，我又强烈地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张猛内心涌起了一种复杂的情感，“生活突然变成这样，这是这群人可悲的地方，也是他们可敬的地方。这样一群人，用个体的主动努力，就把体制的改革给消化掉了。没有苦闷，一个个活得还劲劲儿的。”
　　
　　只能发一次声的琴键，和红火的钢材市场，此后便在张猛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两年前，这个酝酿了多年的故事，终于以“工人阶级的绝唱”打通了张猛的记忆。他决定换一种造琴的材质，用情感将故事中的一群人再度凝结在一起。
　　
　　把自己逼上梁山
　　
　　高中毕业那年，张猛告诉父亲张惠中：我想考北京电影学院。张惠中是辽宁电视剧制作中心的知名导演，赵本山央视春晚小品《昨天？今天？明天》、《卖拐》、《卖车》都是他的作品。尽管有些吃惊，父亲还是托人从北电找来辅导老师。第一次见面，老师问：你喜欢什么电影？他说：打片儿！“其实我当时真的对电影什么都不懂。”那年北电导演系没有招生，他进了父亲的母校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舞美。
　　
　　大三那年，张猛看了一部电影。片中那个友情、亲情和爱情全被瓦解的小偷，茫然无依地游荡在山西汾阳的小县城，深深打动了张猛的心。“我突然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视角，可以让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出现在电影上。”这部令张猛恍然大悟的电影，就是贾樟柯的《小武》。“贾樟柯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绝对宽泛的视角。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的内心变得非常强大，我也想去做那样的事情，我也想去拍那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
　　
　　大学毕业后，张猛分到辽宁电视台作舞美师。拆台、装台的工作日复一日，强烈的厌倦让他跟小武一样，有大把时间在街头看热闹。那天他在沈阳红旗广场遇到了一群吹喇叭的杂耍艺人，讨钱的托盘举到面前时，他掏出10块钱。艺人全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单独为张猛吹奏了一曲《梁祝》。
　　
　　“我听完扭头就走，一转身，满眼是泪。为什么你们不能干点别的？”张猛说，“我好像突然明白了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后来变成了一个老愤青。”
　　
　　第一次拍片是2002年。那年春节回铁岭过年，他盯着手里《铁岭日报》看了半天。一天中，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突发奇想的他，想把报上不同版块的新闻事件拍出来放在一起。跟朋友一讲，朋友说：又难拍又没意思。后来他们换了思路，打算拍一个工人退休第一天的生活，这就是纪录片《耳朵大有福》。尽管设备简陋、制作粗糙，它还是在法国和韩国连续获奖。
　　
　　在那之后，他离开电视台，进入本山传媒担任副总裁，主管广告和企划。在赵本山一次备战春晚的过程中，他提出的建议令创作打破僵局，后来这个小品由他担任编剧，这就是《卖拐》、《卖车》系列的终结篇《功夫》。
　　
　　二十出头，荣膺副总，在外人看来风头无两，但张猛始终不快乐。本山传媒的主营业务一直是二人转演出。“我对二人转根本没有兴趣，也不喜欢广告这些经营事务。”
　　
　　促使他向赵本山提出辞呈的又是一部电影宁浩的《疯狂的石头》。毕业后，张猛曾经去北电进修过一年半，当时宁浩正在那里上学。《疯狂的石头》在当年以口碑和票房双赢成为年度黑马，这让张猛心中五味杂陈。“不能再这么耗着了，我得去拍片。”
　　
　　不难想象，辞职的举动令赵本山极不高兴。离开后，张猛迅速将纪录片《耳朵大有福》改出了剧情版的故事大纲。看着张猛长大的范伟担任了男一号。开机那天，张猛的妻子来片场探班，她已经有了身孕。张猛很清楚：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所有新人导演拍长片处女作遇到的难题，张猛一个不落，全部遭遇。艰难拍完的《耳朵大有福》，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拿下亚洲最佳新人奖。得知张猛自己垫了70万，一个女评委对他说：张猛，你的下一部片子，一定要用健康的资金来拍。
　　
　　“国际著名穷人团队”的集体冒险
　　
　　这位女评委，就是张猛“下一部片子”的女一号秦海璐。但“健康的资金”在《耳朵大有福》问世整整两年后，依然看不到踪影。
　　
　　《钢的琴》筹备时，遇到过一位有意投资的国企领导。那人一上来就跟张猛说：“我觉得应该让这群人最后开一个钢琴厂，然后组成乐队，去营销。片子最后有1万个孩子，集体弹钢琴，布满广场，这个场面就大了。音乐再一起，把气氛煽上去。”张猛当时就懵了。
　　
　　另一位知名制片人告诉他：“我来投资，但是你不会有一分钱的片酬，主创的劳务都得降一档。我们不用胶片拍摄，换成高清。你同意，我们就来做！”张猛拒绝了这份苛刻的合约。
　　
　　最终，《钢的琴》在只有7万元的情形下冒险开机。“国际著名穷人团队”，张猛这样称呼自己的剧组。制片人来自美国和韩国，摄影师来自台湾，张猛是“亚洲新人”，秦海璐是“金马影后”。开机时，秦海璐私下跟他说：我们这个团队里，我算是最有钱的人。（励志故事  )如果你没钱了，一定要告诉我。不管发生什么事，一定要拍完。只有拍完了，才有电影。
　　
　　剧组边拍边借，最后账上只剩下47块钱。倾其所有垫出97万后，张猛把家底掏空了。秦海璐最后自己掏钱，成为影片的出品人。
　　
　　片中有一处，主人公陈桂林在铁路桥附近炸鱼。陈桂林点完炸药后，镜头没有对准小池塘，而是跟着他一起离开。因为剧组没钱买炸药，只好在后期配了一个爆炸声。甚至连买烟饼的钱都没有。片中出现的烟雾效果，是工作人员扬灰造出来的。
　　
　　关机前的最后一个镜头，所有人都在等待。很多工作人员都纳闷：“怎么回事？人都在，为什么不拍？”因为没有胶片，大家在等从北京赶来的最后一本胶片。“就剩这一本，多半尺都没有。只能拍一条。”
　　
　　先后亮相多伦多电影节和东京电影节后，《钢的琴》声名鹊起。国内上映前，“改名风波”又一次让它成为关注焦点。因为觉得片名不够商业，投资方有意改为《疯狂的钢琴》。“如果改名，明天的宣传活动，我扭头就走！”上映前，秦海璐在微博中力挺张猛。投资方整体接盘后，所有人垫付的资金悉数返还，秦海璐也不再出任出品人。
　　
　　“其实不怪投资方，在1500份观众问卷中，九成以上的观众表示会看《疯狂的钢琴》，只有不到一成的观众选择看《钢的琴》。”
　　
　　我不希望别人像我那样去扛
　　
　　《钢的琴》票房550万，与成本基本持平。
　　
　　“我从来没奢望有那么多人喜欢这个片子，但是不喜欢不代表我们不需要。我希望所有人能挤点时间静下心来，回头看看我们曾经经历的那个时代。”
　　
　　张猛特别留恋工厂繁盛的时光。他总也忘不了早上上班的时候，铁路道口拦下乌泱泱的人群，每个人的后座上都别着铝制的饭盒。菜市场、澡堂子里，大家彼此都认识。电影院门口，有人安心做着自己的小买卖。“所谓繁盛，是说那个时期的精神面貌。不像现在，谁瞅谁都不顺眼。日子过得特别快，每个人都很焦灼，物质成了衡量家庭和个人的惟一标准。你挣不着钱，就只能搬把凳子出去晒太阳。”
　　
　　《钢的琴》中有一对即将被拆掉的大烟囱。张猛形容，它们是“工人阶级的阳具”，工人阶级不再是老大哥，炸掉它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我不知道是该竭力挽留，还是该默默地看着它离去。突然有种莫名的忧伤，似乎觉得有话要说，可又不知道说些什么……时光荏苒，社会变革，如今为了时代发展的进程，要求它离开，我们总要试着做点什么……如果我们成功，它将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失败，它将会成为我们一段美好的记忆……”
　　
　　这段话，既是戏里汪工对于自己和烟囱之间情感的诉说，也是张猛想告诉过去那个时代的一段内心独白。片中过度的轨道横移拍摄饱受影迷诟病，但是张猛不以为然。“我的每场戏，摄影机就是匀速运动，这是一个客观的视角，它是时代步伐的一个象征。不管镜头下的人是否跟得上，它都会按自己的节奏向前。尽可能让画面平面化的处理，就是想展示工业的废弃空间，人在那个空间里会变得渺小，这是拍摄前一个既定的方针。”
　　
　　电影成功后，《钢的琴》被改编成电视剧版本，张猛出任了编剧。他为电视剧版取了新的名字《离幸福就差半步》。原本投资方希望由他担任导演，正常情况下，一个电视剧导演一天最低拍摄6页剧本，但是他1页都拍不完。后来他找到父亲：“你来导吧，我实在力不从心。”
　　
　　还有一个原因也让张猛对拍摄电视剧丧失兴趣。“你不可能在电视剧里放入大量的个人情怀。”张猛说，“我一直觉得，梦想不重要，情怀最重要。我用两部片子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导演。不是为了讲这点情怀，我完全可以干一辈子栏目的舞美。”
　　
　　著名学者戴锦华评价张猛说：他用自己的制片困境告诉我们，即使在今天，即使在整个资本过剩的中国电影环境中，爱电影的年轻人，必须以一种献身精神，开启你的献身事业。
　　
　　采访时，张猛的一个老朋友打来电话，跟他倾诉自己的苦恼。那也是一个为电影梦坚持了多年的青年导演，按照投资方要求，新片将启用一位最近相当走红的内地小生，但是导演本人觉得不合适。“我不希望你跟我一样，”张猛在电话里告诉对方，“我是扛下来了，但是这条路不好走，我不希望你也走一次。”
　　
　　拍完《耳朵大有福》后，张猛的妻子跟他说：现在你也拍过了电影，这回你该满足了吧，该回来踏实过日子了吧。张猛停了半天，说：我还想再拍一部。妻子说：那好，我再给你3年时间。如果3年不成，那咱们回家。你回电视台上班，实在不行，咱俩开个小店。
　　
　　“我很幸运，不是谁都能扛下来。有很多人都在扛，一样在坚持个人情怀做东西，但是到今天也没有哪部片子出来。你只有冲出来了，家人才会过得更好。我好多的经验不可复制，也没有任何值得借鉴的东西，更多还是幸运的部分。我遇见了我的韩国制片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第一部戏，到今天他还在应对自己的一些官司；没有我老婆也不行，我的家庭一直很幸福；还有我的美国制片人，虽然不接地气，但是一直很执着。”张猛说，“无数个不专业的人，造了一个《钢的琴》，也成全了今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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