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又创业了，就在上个月，由他主导的“碎乐”音乐平台正式上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音乐界的“自媒体平台”，不过具体产品形态待会再讲，因为我觉得，相较产品本身的布局和商业模式，这位摇滚巨星对这次创业缘起的陈述，或许是个更值得聆听的故事。

　　我是在不久前汪峰在腾讯的一个演讲中听到他再次创业的消息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依然穿着标志性的皮裤…但他的演讲主题和歌词中常出现的诸如“理想”和“信仰”等正能量大词没什么关系，而是一个赤裸的关于“音乐和钱”的现实问题：“不能饿死音乐。”

　　汪峰用自嘲缓解观众对这一主题的不适，“当鲍勃·迪伦已经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作为一个摇滚音乐人，为什么这么俗，在这么重要的场合谈钱？”答案并没有在风中飘荡，而是掷地有声的砸在地上：因为“穷”。

　　作为贫穷的经历者，18岁写歌到28岁十年间，生活给予汪峰一个多么痛的领悟是，“原来音乐作品是不赚钱的”，名气的提升与唱片收入并不对等，唯有靠商演赚钱，他打趣道：“这就相当于大家每天出去上班是不拿工资的，下班之后你开着车回家顺道拉两个人，赚点生活费。”

　　嗯，在中国，由于版权等问题的不健全，更多创作者的生活并不光鲜，无法将作品直接兑换成收益，也让很多年轻人放弃音乐。“2013年的时候我的演出已经是2009年和2010年几十倍的价钱，很多人问我你肯定很开心吧，我说我就是很开心，因为我很自豪写出了很多人喜爱的歌曲，但我同时也觉得特别羞愧，因为我不希望在这个领域只有我一个人拿到这个报酬，我知道有很多人很有才华。”

　　我觉得作为音乐市场金字塔顶端的歌手，汪峰说这话的时候是真诚的——坦率地讲，也许比他当导师的时候更要真诚。

　　于是，他将情怀落地的方式，押在了刚刚上线的“碎乐”上。那么在“内容创业”的大环境中，这一音乐领域的“内容平台”能否成为改变行业窘境的一味良药？

　　无解的贫穷？

　　其实在中国，音乐与贫穷是一个循环播放的话题。我印象很深，几年前高晓松就曾感叹道，理论上音乐是一个远超电影的产业，但最前端的内容贡献者却称得上是弱势群体。几年过去，情况似乎并未好转太多，最近许巍在鲁豫的节目中讲了一个细节：许巍一直坚持带自己的乐手参加商演，“录一首歌没多少钱，如果歌手唱完专辑拿着伴奏带到处走穴演出，挣很多钱，乐手就没事了。都这样这个行业的音乐家就别干了，很多年轻孩子再拿起琴的时候会觉得做乐手很辛苦，连生存都困难——确实，现在北京就是这样。”

　　在演讲中，汪峰也谈及了当年辞去公职组建“鲍家街43号”，必须面对房租和饮食等窘境的过往。而到了现在，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大多数凭手艺吃饭的音乐人还到不了“没有信用卡和24小时热水的家”那么不堪，但也绝谈不上多么“体面”。

　　这并不完全是物竞天择的“市场原因”，更非理所当然。如你所知，有点老生常谈，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版权制度的不完善，汪峰就用加拿大歌手艾拉妮丝·莫莉塞特和自己的版权收入做了对比：三到四年时间，艾拉妮丝·莫莉塞特的专辑《愤怒的小药丸》在全世界通过实体和流媒体大概卖了3500万张，得到版税大概一亿美金；而《怒放的生命》专辑下载超过五千万次——再加上《北京北京》《春天里》《飞的更高》《存在》这样的爆款歌曲，下载量可能有两亿次左右，但汪峰从业至今全部版税收入一共只有60多万人民币，“那一刻给我的震撼无法形容。”更可悲的是，如果汪峰拿了60万，那么更多人，你可以想象，也许连600也拿不到。

　　当然，除了版税，对于大多数长尾音乐创作者，写出的优秀作品没有办法抵达到用户，也是困扰中国音乐产业的原因之一，高晓松就曾表示：“我入行二十多年最烦的一件事就是，明明粉丝是最强的驱动力，但却被屏蔽在行业之外。”而即便有幸将作品变现，从传统音乐产业链中分得的利益也非常非常有限。

　　如何让更多音乐人将作品直接变现——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滴滴司机可以将驾驶技能直接变现，不再被产业链条瓜分收益，音乐内容能否也直接“交易”？汪峰颇为悲观地表示：在道德和法律上，在中国，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

　　但在汪峰看来，这或许是互联网产品的机会，这就要谈及他的创业项目：“碎乐”。

　　诞生更多“六神磊磊”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碎乐”平台上承载的更多是那些未成品和非版权的碎片化音乐内容，譬如创作时的小样，以及各种随时听到看到的音乐场景，而非其他平台上的成品歌曲——个人觉得，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音乐作品的“短视频”。如“碎乐”联合创始人兼CEO陈超仁所言：“碎乐抱着为音乐创作者直接连接用户的理想应运而生。”

　　具体来看，它是一个通过展示碎片化音乐，将音乐，音乐人和音乐爱好者相互连接的平台，用户无论上传音频，视频，乐评，问答，都有机会获得应得收入，如其他领域内容平台相似，全部收入归创作者和发布者所有，平台早期分文不取——总之，核心逻辑是，它提供了一个增量渠道，让更多音乐人能真正通过音乐本身去赚钱。

　　嗯，这也许已经令你想到文字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某种意义上，如今“内容创业”的号角正吹向门槛相对高企的音乐领域。而“碎乐”的产品逻辑也在降低好作品抵达用户的门槛，如果你的作品足够沁人心脾，哪怕只有一小段，也能让收益颇丰。

　　或者直白点说，让音乐界也能诞生更多的“六神磊磊”——这些将才华通过粉丝变现的创作者，是汪峰“卧薪尝胆”再创业的最大缘由。就像他自己所言：“作为音乐界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我有义务去做点儿什么。我希望这个小小梦想可以实现，如果实现了，它真的会改变中国整个音乐行业，如果它实现了，我可以看到那么多写歌的人，唱歌的人，脸上露出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有尊严的笑容。”

　　文艺青年的“道德自信”

　　先将情怀与宏愿放在一边，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在一个价值取向上普遍敌视商业的地方，能够直言金钱对于创作者的重要性，建立某种道德自信，试图让远离聚光灯的音乐人们告别贫穷，是无论作为商人还是音乐前辈的汪峰最值得点赞的地方。

　　其实这蛮难的——尤其在标榜“理想”，“内心安宁”，“纯净”的文艺青年群体。有句特别岁月静好的话是这么说的，“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坦白讲，我25岁之前也这么想，但我现在更相信：“合法挣钱是这个世界上最体面的生活方式。”由这个国家商业上最成功的摇滚歌手提供这种道德自信，我觉得非常正能量。

　　另一方面，我也一直相信，拜互联网所赐，只要你不懒，且智识正常，这就真的不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时代。因为这个世界的资源配置和聚合方式已经逐渐从行业权威（音乐就是个好例子），国家意志，乃至资本等确定性方式上转向具体的个人——就像手机地图上那个随你而动的小蓝点，你不必再以某个特定地标为中心，只要你真有本事，完全可以站在原地高喊一声“我要”，然后等待资源的围拢。

　　不妨举个例子，我个人很喜欢的文艺青年：罗永浩。有时从一个人身上就能感到时光荏苒，当不少他的粉丝还将其印象停留在当年在《独唱团》上写《秋菊男的故事》的罗永浩时（刚查了一下，小说最后一句是：“我感到巨大的委屈像童年时常常感受到的那样，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今天的锤子科技CEO罗永浩已经凭借Smartisan M1在杀红了眼的智能手机战场占有一席之地。

　　其实汪峰也一样，作为曾经的文艺青年——也许现在也是，当他不再单纯为了财富而坚持在自己领域做着“不让音乐被饿死”的事，这显然是一件更酷的事，也是他正在实现的更大的梦想。

　　嗯，那么你的梦想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