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的富，自然来自强大的生产力。

自从明朝建国后，虽然皇帝经常不管事，大臣热衷互相掐，间或还有太监秀下限，时常的都不靠谱。但唯独靠谱的，便是更新换代的生产技术。从种地打粮到纺线织布，各行各业挨个数，全是琳琅满目的高科技。

尤其千姿百态的，便是传统农业：凿井浇地和水车灌溉在中国南北方全面铺开，轮作等耕种技术更进步神速，还有多种新型绿色环保肥料与土地增肥技术。农具水平更全面升级，生铁淋口技术造出的新器械，更加结实耐用，更出现好些新花样：强力的人力犁“木牛”，大功率的稻谷脱粒设备“稻床”，手摇小水车“拔车”。这些新型农具，早已达到了工业革命之前，传统机械动力的最高水平。

让当时西方传教士们开眼的，是好些突破性农业科技：陆续出现在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基塘”，做到了桑鱼结合多种养殖，更借养鱼消灭了恐怖的疟疾。更强大的是稻种革命，北宋时期由占城传入的高产量早熟稻，在中国南方大地开花结果。这种最高可达一年三熟的宝贝稻种，成了中国南方农业的普遍现象，这是一场意义堪比二十世纪绿色革命的农业变革。

这样强大的生产力，在同时期西方传教士笔下，更留下了丰富的记录。利玛窦自己的书信集里，由衷的称赞中国农业的产量远超过西班牙。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里说的更直白：欧洲能种的中国都能找到，产量更比欧洲富裕的多，米麦鱼肉的价格都十分便宜。而曾德昭的《大中国志》里描绘的更细致：不但有强壮勤劳的中国农民，更有各种大开眼界的农业器具。以至于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地，中国农民“都能使它有所收成。”

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记载，江南地区平均亩产量高达三石，最高产量换算成现代单位，有稻谷一千二百斤。嘉靖年间名臣霍韬的记录，珠江流域亩产最高水平更突破了十石。同样强大的，还有专业的农业人才：明末《沈氏农书》里记载，嘉兴地区的农业雇工，单人每年的劳动生产率，最高有稻米五十六石，换算成现代计量，值大米八千五百多斤。

上面这些数据有多恐怖？不但清朝康乾盛世的顶峰时期未曾突破，即使是现代民国专家极力吹捧为“蒋介石黄金十年”的中华民国十年建设期，同样难望其项背。现代农业学家推算明代的亩产量，即使在占城早熟稻大规模推广前，中国南北平均亩产量就已接近三百五十斤。而按照南京国民政府农林部的统计，清末至抗战爆发前的最高平均亩产水平，也不过二百九十斤。

而被繁荣农业直接支撑起来的，更有连锁反应般强大的手工业。素来强大的纺织行业，生产技术更高速进步，全新设备层出不穷，新式的纱绸机和改机，功率远超前代，以胡琢《濮镇纪闻》里的说法是“擅绝海内”。明代纺织品细密程度超过宋代数十倍，品种更空前增加。

新兴棉纺行业更强大，强大的五穗纺车，造价低廉使用轻便，为家庭生产必备，以宋应星的形容，一个农妇操作该设备生产，效果可顶三个壮汉。更震撼的是江南地区的水转大防车，堪称当时全球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一天产量破百斤极轻松。

而晚明引进的西方军火科技，更是明代整体生产水准的缩影：欧洲传入的火枪火炮，经明朝军工体系改造后，杀伤力骤然升级。典型如红夷火炮，经明朝引进后改由独特的钢管冷却技术铸造。火炮杀伤力与使用寿命都大幅提升。西方掌握这类技术，还要等美国南北战争时。这就好比武侠小说里，一种强大成熟的内功，完全可以提升武艺的杀伤力。明朝的生产“内功”，就这样冠绝全球。

强大生产的催动下，大明的商业贸易也极繁荣，比起明初的完全政府垄断来，晚明最逆天的场景，就是民营行业的如火如荼。比如瓷器业，单当时著名的景德镇，官办作坊不过几十，民营作坊却有上千。商业活动也更热闹，特别是随着嘉靖四年，白银确立为法定货币，商品经济更随之井喷：新兴商业城镇大面积出现，如北京南京等传统大都会，繁华程度更是空前。外贸也越发热烈，东南沿海外商云集，照欧洲经济学家说法，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都涌入了中国。

这样的热闹，一度也造就了明代仓储丰厚的景象。而有钱有粮的时候，明朝政府给老百姓花钱也常大方：遍布各地的专用赈济仓库“济农仓”，三百年里活命无数。最早的全民公费医疗“惠民药局”更恩泽苍生。每逢饥荒年，明朝政府还会拨出专用钱粮，帮助灾民赎回被卖的儿女。

最富庶的东南省份，还有独特福利政策，不但专门收留孤寡流浪汉的“养济院”常年钱粮丰厚，而且凡是受灾群众，都能白送土地耕牛。如上美好景象，素来史不绝书，很多后人每读到类似篇章，都大呼难以想象：这就是那个连西北闹灾都赈不了的明朝？

好些清初明朝遗民们格外怀念的，便是晚明的美好生活。照着清初学者陆应的深情回忆，万历年间的老百姓，除了吃穿业余生活也丰富，经常喝酒听戏。以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至今好不思慕”。广东人陈舜在《乱离见闻录》里描述天启年间的物价：一斗米卖二十钱，一斤肉只有六七文钱，物价“百般平易”，再穷的人也吃得起。即使是经济远落后于东南的北方地区，以清康熙年间的老遗民丁耀亢的感慨，万历年间的山东农村，家家户户都是健牛肥马充斥，一斗粟米只要十钱。想起那丰衣足食的往事，看看贫困的晚年，哪怕当时文字狱厉害，他还是忍不住“如何过之心不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