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师师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与宋徽宗也真有过一段风流情。但《水浒》中的李师师基本上是小说家的虚构,人们自然希望了解那个真实的李师师。关于李师师,除了宋代笔记野史里的雪泥鸿爪,最集中的材料有两种。一是南宋平话《宣和遗事》,一是清初著录的《李师师外传》,两者都是与《水浒》相去不远的小说家言。相对说来,后者是明季伪作,自不足以征信;倒还是《宣和遗事》,因说本朝史,总得有基本史实作为敷衍故事的背景与骨干,去伪存真,还可以沙里淘金。
孟元老在其《东京梦华录》里开列了“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的群芳谱,其中“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李师师排名第一。崇、观指崇宁(1102-1106)、大观(1107-1110),是徽宗第二、第三个年号。徽宗即位时年十九,大观末年是二十九岁。而这时李师师小荷才露尖尖角,应是“娉娉十三余”的年龄。然而,人们发现在此以前也颇有关于师师的材料。最早可以追溯到词人张先,他的词里有一首《师师令》,从“不须回扇障清歌,唇一点、小于花蕊”,受赠者显然也是一个歌妓。有人因此认定:《师师令》所赠的就是李师师。张先死在元丰元年,时年八十九岁,就算这首词是他临死那年的风流遗作,师师即便还是个豆蔻年华的雏妓,那么到宣和年间(1119-1125),她至少应该年逾五十,比徽宗将近大二十岁。有研究者就以此为据,试图否证徽宗与她的罗曼史。但倘若换个思路,倒不难推出另一个结论:当时有相去一辈的两个师师。
晏几道有两首《生查子》,也都写到名叫师师的青楼妓女。一首云“归去凤城时,说与青楼道:遍看颍川花,不似师师好”。另一首云“几时花里闲,看得花枝足;醉后莫思家,借取师师宿”。秦观有一首《一丛花》,也是赠给名叫师师的歌妓的:“年时今夜见师师,双颊酒红滋。疏帘半卷微灯外,露华上、烟袅凉\。簪髻乱抛,偎人不起,弹泪唱新词。”据词学家的研究,晏几道的词约作于元丰五年,秦观的词不会迟于绍圣二年。张先、晏几道和秦观钟情的倒可能是同一个师师,但都没有提到姓,未必也叫李师师。
据《宣和遗事》,李师师是汴京染局匠王寅的女儿。在襁褓时,她的母亲就死了,父亲用豆浆当奶喂养她,才活了下来。当时东京风俗,父母疼孩子,就将其舍身佛寺。王寅也让女儿舍身宝光寺。到佛寺舍身时,小女孩忽然啼哭起来,僧人抚摩其头顶,她立即止住了哭。她父亲暗忖:“这女孩还真是佛弟子。”俚俗呼佛弟子为师,父亲就叫她师师。师师四岁时,王寅犯事,死在牢中。因无所归依,隶籍娼户的李姥收养了她,就改姓了李,也入了勾栏娼籍。长大以后,李师师色艺绝伦,名冠诸坊。她的歌喉是众所公认的,南渡初年朱敦儒有诗云:“解唱《阳关》别调声,前朝惟有李夫人”,说的就是李师师。另据南宋刘学箕说,她似乎还有一个艺名,叫做白牡丹。
据张邦基《墨P漫录》说:“政和间,李师师、崔念奴二妓,名著一时”。可见政和年间(1111-1118),李师师已经走红。当时,诗人晁冲之正值年少,每有会饮,经常招她侑席。其后十余年,冲之再来京师,李、崔两人“声名溢于中国”,而师师“门第尤峻”,象他这样的人已无缘叫局而一亲芳泽了,只得写了两首诗酸酸地“追往昔”。诗中描述李师师居所环境是“门侵杨柳垂珠箔,窗对樱桃卷碧纱”,“系马柳低当户叶,迎人桃出隔墙花”,可以想见她的金钱巷住宅门前有株垂柳,柳条的枝叶几乎正对垂着珠箔的门帘,隔着围墙有一株樱桃掩映在碧纱窗上,花枝伸出围墙,似乎在欢迎来客。其诗以“看舞霓裳羽衣曲,听歌玉树后庭花”来形容师师的歌舞技艺,评价虽是最顶级的,但不免程式化;倒还不如刻画姿色容貌的两句略为感性些:“深钗暖云侵脸,臂薄衫寒玉照纱”。晁冲之结末感慨“莫作一生惆怅事”,他当然不知道:宣和年间李师师“门第尤峻”,与徽宗的垂青是大有关系的。
后宫妃嫔之多,宋徽宗在北宋帝王中首屈一指,但家花不及野花香,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徽宗从何时起瞄上了李师师?《李师师外传》将他第一次嫖宿师师家安排在大观三年,显然大大提早了。据史书记载,政和六年,“微行始出”,“妓馆、酒肆亦皆游焉”。从此,徽宗经常乘上小轿,带几个贴身内侍,微服出行。还专门设立了“行幸局”,来为微行张罗忙碌和撒谎圆场。当时以排当指宫中宴饮,于是,微行就谎称“有排当”;第二天还未还宫,就推脱说有疮疾不能临朝。大约宣和元年,有一个叫曹辅的鲠直谏官,已在给徽宗的奏疏中挑明:“易服微行,宿于某娼之家,自陛下始”。这个某娼,显然是指李师师。由此推断,宋徽宗与李师师的关系开始在政和六七年间,到宣和初年已是路人皆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