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中国最早的具有国家形态的王朝，这是国内绝大多数历史及考古学者们所主张或承认的，而外国的一些学者是不承认的，甚至有否定的。这是为什么？

中国学者主张夏朝曾存在过，其根据是古人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以及田野考古成果的辅助证明。

有些人以为中国历史学家盲目迷信《史记》和司马迁。其实，在中国现存的更早的文献中绝大多数都提到了夏朝或大禹，一般都是夏商周三代并列的。司马迁只是综合已经存在文献而已。

例如，《尚书》有不少篇说到夏朝和商朝，周朝人确认夏、商是受天命的正统朝代。其中《周书》产生的年代在西周初年，距夏朝不过数百年。稍晚一些的《春秋左传》中，夏商周三代是并列的，且提到夏朝及《夏书》的地方极多。也直接提到了夏朝君王（夏朝时称为后，商周称为王，以后称皇帝）的名字，如启、相、皋、孔甲、桀等。

更多的例子就不举了。更重要的是田野考古的成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持中国古文献的记载。按照记载，夏朝是商朝以前的王朝，其中心区在豫西、晋南等地，建立了国家，建有宫室，曾铸鼎为国家重器等。豫西二里头遗址，按14c测定为3900至3600年之前，其时代恰在商之前，确实开始建立了相当不小的宫室和宗庙，及道路及排水体系，其青铜铸造技术已经比再早一些年代的文化有了很大进展，开始铸造鼎、爵等礼器，这和夏朝铸鼎的历史记录是符合的。从这些考古可以相当肯定的说，那时确实到达青铜时代、进入了文明社会、出现了国家，和文献记载相当符合。

虽然还没有田野考古证据直接证明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的都城，但是，从年代上看，它确实是夏朝时期的文明遗址，也就是说，它明确的证明了，在文献中记载的夏朝的年代，中原地区确实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有了国家的出现，即使二里头不是夏朝都城，夏朝都城文明也不应比它差，甚至有更高的发展。

这样，按理性的考虑，确证当时的王朝名称为夏，或暂时不能确证或否定这一点，已经没有原则的差别了。不称其为夏，而称为，比如，中国第一王朝，也没质的差别。

这样，承认这时的王朝就是夏朝，或是另一个王朝，就成为对于中国古代史书记载的相信度问题了。从前面所讲，对于古史中的记载，应有相当程度的相信。有些外国学者不承认夏的存在，是什么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治学更严谨。他们对中国古籍是不熟悉的，且不熟悉就容易产生偏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囿于其经验。

他们在研究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古代文明曾取得了极大成绩，其研究的基础是考古成果，及乎没有可依据的历史文字记载，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神话传说。当他们转过来看东亚文明时，不熟悉浩如烟海的汉字文献，很自然的他们也会以同样的心态来对待上古历史研究。

比如在我们看来，甲骨文的发现的重要贡献之一是证实了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商文明的记载，而在欧美学者看来，殷墟的发掘发现了一个新文明——商文明。证实和发现两个词，表征了学者对待中国历史记录的态度的区别。

把中国古史等同于西方古代神话传说，是不合适的。在《左传》之类历史书中神话传说之类的成分是很弱的。当史官们站在宫庭中，把他认为该记的都记录下来，可能还经过学者的编辑而形成《春秋》，然后人们给它再作说明的过程，和编造神话有着根本的不同。不承认这种不同，把中国历史记录看作和神话传说一类，只能走上错误的研究路线。当然，我们不能肯定这些历史记录的细节上都准确，但是，在大关节上，如夏商周并列为三代这在事，是不能乱说的。

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即考古成果和文献并重。这在中国上古史学研究中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而欧美学者则只能有一重证据——考古。

欧美的学者们对于自己的观点，通常是要坚持到最后的。我在国外曾和物理学方面的学者有所接触，他们确是这样。这不是坏事，但是，如果原来的观点并不正确，我们当然没必要因为他们坚持就盲从。

所以，不要迷信所谓主流。作为主流学者，他们曾认为水稻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中国文字是埃及象形文字的后代，中国青铜器铸造技术是从中亚传过来的等，现在来看这些都是错误的。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们接触中华古文化时，他们对于北非中亚的古文明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了，满脑子都是西方考古成就，当时中国又没有足够的田野考古成果，他们对于中国古文献的又是那样生疏，掌握起来又是那样困难，所以，他们得到这样的结论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他们有权力坚持自己的观点，有权不去下功夫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我们却完全没有必要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