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西域佛教文化

作者U 李进新

隋唐时期西域佛教继续发展，但各地的情况已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于阗国佛教出现了盛极而衰的现象，唐初玄奘所记“伽蓝百余所，僧徒千余人”，与法显时（公元4世纪）所记僧徒数万，家家门前皆起小塔的盛况相比，已非昨日。疏勒国本小于龟兹、于阗两国，唐初竟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万余人”，正处于鼎盛时期。但到8世纪初（公元727年）慧超至疏勒时，只是“有寺有僧，行小乘法”而已，可见疏勒佛教至唐中期开始，已出现衰落迹象。《新唐书》卷221记于阗“喜事祆神、浮图法”，记疏勒国“俗祀祆神”说明祆教在这两个地区有所振兴。不过佛教的主导地位并无改变，仍为上层社会虔诚崇奉。隋唐时，龟兹国佛教仍保持了兴旺，从玄奘所记龟兹国大规模行像U“每岁秋分数日十日间，举国僧徒皆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的盛景，到慧超所记龟兹国“足寺足僧”，说明龟兹佛教仍方兴未艾。而且龟兹僧侣还享有干预朝政的特权U“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但从玄奘所记唐初龟兹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来看，似与佛教大国的地位不相称，已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塔千余所”、“僧徒万余人”那么鼎盛了。隋唐时期的另一特点是，出现了中原汉地佛教回传西域的现象。有大批汉僧从中原来到西域习修禅定，慧超曾见到龟兹有两所汉僧主持的佛寺，一所是大云寺，一所是龙兴寺。唐朝册封总理西域佛教事务的僧都统就是汉僧，驻锡于龟兹库木吐拉石窟寺。唐朝统一西域后，国家强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西域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更为密切，公元648年在龟兹设立了“龟兹都督府”，公元656年又将“安西都护府”移治于龟兹。龟兹与中原在佛家方面的交流更加频繁，受汉地佛教的影响也更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龟兹佛家的文化艺术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库木吐拉石窟艺术就是这一时期龟兹佛教文化艺术具有时代特点的代表。

库木吐拉石窟开凿的年代并不早，早期的石窟大约凿于两晋至南北朝，唐以前也未见得兴盛，也可以说玄奘到龟兹时库木吐拉的石窟并不多。盛唐以后，库木吐拉石窟进入繁荣期。在龟兹石窟艺术中，库木吐拉石窟艺术是与中原艺术风格最接近的一所。[1]

库木吐拉石窟群位于库车西南大约30公里的渭干河流出确尔达格山口处的东岸断崖上，已编号的洞窟共112个。洞窟形制与克孜尔石窟基本相同，窟形完整的约有60个左右，多为支提窟中的中心柱窟和方窟，毗诃罗窟较少，窟前地面可能有供僧徒居住的建筑，但已见不到任何遗存。库木吐拉的窟室虽不象克孜尔洞窟那样成组排列，但从一些窟内所见的“金砂寺”、“梵国寺”等窟寺题名来看，这里也是龟兹境内佛寺比较集中的地方。保存有壁画的洞窟有40多个，壁画内容以因缘故事为主，佛本生故事明显减少，种类也远不如克孜尔石窟多。反映的因缘故事，多为有关佛的神通和供养方面的内容。壁画的布置除中心柱窟和方形主室券顶外，有相当部分布置在这些窟的四壁，采取上下分层，左右分格的形式，每格一个主题，一壁绘几十幅，画面较小，因而在每层的横栏上书写有龟兹文题释，以补画面。与克孜尔石窟的因缘故事壁画相比较，虽在细节上有些变化，但这种表现手法在小乘有部造像中并不少见。其中心石窟也不像克孜尔那样绘佛说法图和涅--题材，不少内容已被列佛所代替，千佛壁画也比其它石窟增多，明显地表现出向大乘佛教转变的痕迹。

除佛、菩萨等形像外，壁画题材还出现了经变画，如“西方净土变”、“药师变”、“，弥勒变”等，又有遍身画千佛和乾闼婆、紧那罗的释迦牟尼像。门内左右画出比丘及供养人像。还有许多窟是全窟顶画出密密的千佛像。这些画中的菩萨装饰一般是高高的发髻、戴小花冠，胸前着细缨络，上身披巾下垂，横于胸腹之间两道。这是唐代画菩萨像的突出特点。一般供养人所穿的 衫、幞头和武士头上的雉尾，也都有唐代服饰的特点。

壁画风格，在人物形态上不仅明快爽朗，而且生动活泼;用线上不仅劲健如“屈铁盘丝”，而且又较圆润。在边纹、窟顶或佛座下，都应用了朵云纹和宝相花纹，成为当时代表之纹饰。在山水画上，虽未达到画史中论及的“石体坚凝，杂木丰茂”，但已出现远山近水的笔法，“胶枝”式的树干林木，向背分明、“深远透空”的房室绘画，说明这时期的绘画技巧已有了进步。

库木吐拉石窟中还出现了一批汉风窟，形制有中心柱窟，也有地面设佛坛的方形窟。壁画除列佛和千佛外，还绘有阿弥陀佛净土变、弥勒净土变等经变画，佛本生图、佛涅--图已不再出现，内容明显地具有大乘佛教的特点。这些壁画不仅题材与唐代流行的净土思想接近，而且人物、景物和边饰图案的造型特点，用线的圆润流畅，也都具有唐代绘画艺术的风格。另外，窟内画面一般都有用汉字墨书的榜题，具有汉晋以来中原绘画“左图右史”的传统形式。有的窟还直接绘出汉人礼拜的形象。这都是龟兹石窟中特有的现象。

石窟群中，留下了不少汉文题记，如在一洞窟中的四身菩萨像有“南无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的题记，有些洞窟划有“惠超”、“戒明”等汉僧的题名，还有红土书写的“大德法藏鄢……画金砂寺”与回鹘文对照的题记。窟群东北的干沟内有一处埋葬僧人骨灰的两个长方形券顶罗汉洞，也发现有许多到此巡礼的唐代僧人的题名，东壁有U“法师惠灯共大德囱进。法兴礼拜罗汉回施功德兹（慈）母离苦解脱……”，在西壁曾有“大唐大顺五年五月三十日沙弥法晴”等题名数行，1928年黄文弼先生来此调查时，该题名尚存，今已损毁不见。东壁南端有“大唐东京大师房寿（？）礼罗汉骨”的题记。说明盛唐以后，汉文通行在龟兹，直至回鹘高昌统治龟兹时，汉文与回鹘文同时并用。

在编号为新1窟和新2窟的洞窟中，保存的壁画十分艳丽精美，新1窟窟顶中心是一组莲花图案，中心是脚踩莲花的佛和菩萨，在佛与菩萨的脚部绘有小半身菩萨像，作合掌仰坐状。新2窟窟顶壁画也是圆形构图，绘有13身珠光宝气的菩萨，姿态优美而又各不相同，除窟顶壁画外，在右壁壁龛有一坐佛塑像，保存完好，是新疆石窟中保存至今的唯一塑像，其余塑像都已被外国人盗走。这身塑像为结跏跌座式，右肩披，双手作禅宝印，耳大唇长，水波纹发髻，底座为七层莲花座，与唐代形式相同。龛内两侧的壁画是剑拔弩张的魔军，采用绘塑结合的手法表现佛降魔成道的故事。与众不同的是，画面依据大乘经典，在魔军腹部绘出一张凶相面孔，即所谓“脐中出眼”。新2窟绘有一组伎乐菩萨图，展现了辉煌的舞蹈场面，以穹窿象征苍空，与地面坛基上的佛像相呼应，表现佛在演说妙法，而天宫伎乐在向佛礼赞。这两个窟的开创时间，约在隋唐之间，与壁画的时代相同。

龟兹其它地方的石窟在隋唐时期仍盛兴未衰，有些旧窟可能已被废弃，但不断有新窟开凿，克孜尔石窟的一些洞窟里有许多汉僧或游人的题记，如“天宝十三载十一□五日礼”、“大历四月”、“西（？）来僧空渊”、“道岸”、“贞元十年”等;还有一处可能是龟兹西域都护府任职的官员名“王进”的题字。这些题记似说明有些窟室可能已无人礼拜和居住，遭到了废弃。克孜尔尕哈石窟在唐时已废弃，至少没有发现晚到高昌回鹘时期的洞窟。森木塞石窟、玛扎伯哈石窟以及焉耆克沁石窟等，在唐朝时也继续使用，并一直沿用到回鹘时代。同时在壁画题材和风格上，也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唐代绘画艺术风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