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即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咸丰帝的妃嫔，同治帝的生母。晚清重要政治人物，清朝晚期的实际统治者。

1852年入宫，赐号兰贵人（清史稿记载懿贵人），次年晋封懿嫔；1856年生皇长子爱新觉罗・载淳（同治帝），晋封懿妃，次年晋封懿贵妃；1861年咸丰帝驾崩后，与孝贞显皇后两宫并尊，称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慈禧；后联合慈安太后（即孝贞）、恭亲王奕D发动辛酉政变，诛顾命八大臣，夺取政权，形成“二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格局。清政府暂时进入平静时期，史称同治中兴。1873年两宫太后卷帘归政。

1861年11月，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联合发动辛酉政变成功，自此三度垂帘听政，直至1908年去世，统治中国长达47年之久。慈禧太后的统治时间，仅比清代的康熙帝（在位61年）、乾隆帝（在位60年），西汉的武帝（在位54年）略短，与明代的万历帝（在位47年）同。牝鸡司晨，不祥;女主当权，国危。这虽是一种政治偏见，但在封建社会中却又是人们的一种普遍共识。那么，慈禧太后作为一个女人，为什么能把持清廷最高权力，统治中国长达47年之久呢？

慈禧太后能够把持清廷最高统治权力47年的重要原因，除了其个人具有的独特政治手腕，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喜怒无常，使人莫辨其内心真实想法，能够很好地运用封建君主的“权”、“术”、“势”，是一位老练的封建统治者等因素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3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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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统承继乏人的皇位危机

慈禧太后能够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首先是基于清帝皇统承继乏人的皇位危机这样一个客观原因。清王朝自天命汗努尔哈赤至宣统小皇帝溥仪，共计12帝。这12位皇帝的子女之多寡，与大清王朝的兴盛衰败有着一定的密切关联。天命大汗努尔哈赤，一生共有16子，8女;崇德帝皇太极，一生共有11子，14女;顺治帝福临，一生共有8子，6女;康熙帝玄烨，一生共有35子，20女;雍正帝胤G，一生共有10子，4女;乾隆帝弘历，一生共有17子，10女;嘉庆帝J琰，一生共有5子，9女;道光帝F宁，一生共有9子，10女;咸丰帝奕}，一生共有2子，1女;同治帝载淳，一生子女皆无;光绪帝载，一生子女皆无;宣统帝溥仪，一生子女皆无。清朝各帝所生子女虽并没有全部成活，有一些刚出生即夭折而死，有一些则是幼年而亡，但总的说来，道光帝以前各帝所生的子女较多，这就使其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具有较大的选择余地;而自咸丰帝始，除咸丰帝生有二子（一子未及命名即早殇而亡）外，其余的同治帝、光绪帝皆无子女，这就使得清王朝在皇位继承人方面，几乎丧失了选择的余地或可能，出现了皇位继承人的危机。

清朝最后几位皇帝寿命之短促，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一皇位继承人的危机。天命大汗努尔哈赤，享年68岁;崇德帝皇太极，享年52岁;顺治帝福临，享年24岁;康熙帝玄烨，享年69岁;雍正帝胤G，享年58岁;乾隆帝弘历，享年89岁;嘉庆帝J琰，享年61岁;道光帝F宁，享年69岁;咸丰帝奕}，享年31岁;同治帝载淳，享年19岁;光绪帝载，享年38岁。道光帝以前的各帝，除顺治帝情况较为特殊，只活了24岁外，其他皇帝均活至五六十岁，甚至八九十岁。而自咸丰帝始，同治帝只活了19岁，咸丰帝、光绪帝虽寿命较长，但也不过才30余岁。清帝的寿命如能绵永久长，其子继承皇位时一般皆已长大成人。如雍正帝继位时是44岁，乾隆帝继位时是24岁，嘉庆帝继位时是36岁，道光帝继位时是38岁，咸丰帝继位时也已是19周岁。这就至少可以在年龄方面保障新帝继位后马上即可独自处理政务，保证皇位与皇权的平稳顺利过渡。但是，如果皇帝的寿命过于短促，其皇位继承人的年龄就必然偏小。皇位继承人年龄较小，虽可被人美称为“冲龄践祚”，但毕竟是学业未成，不但没有任何基本知识的储备与积累，没有必要的政治经验，也不具备基本的思维和是非判断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新继位的小皇帝，或者必须借重于朝廷重臣，或者依赖于亲近太监，或者直接依靠自己的母后，出现一段时间皇位与皇权的分离错位，这就有可能导致权臣专擅、太监弄权或母后外戚专政，太阿倒持的朝局。无论出现那一种情况，都将或多或少地引起朝局与政局的多变与混乱，导致皇权的旁落。

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数十年干政垂帘，与清末三位皇帝继位时年龄太小，特别是同治帝年龄太小，不无直接关系。清末的几位皇帝均是幼年继位，这就为慈禧出面垂帘听政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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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

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是依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慈禧太后与肃顺等人的斗争形势及结果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晚清重臣曾国藩与其亲密幕僚赵烈文议论清廷政局时即曾评价说:两宫太后“才地平常”，也就是说，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两宫太后，并没有迥异于常人的政治见解或才能手段。咸丰帝死后，清廷内部实行的虽是“（太后）垂帘（八大臣）辅政，盖兼有之”的权力机制，似乎慈禧太后与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的权力是旗鼓相当，难分上下的，但实际上慈禧太后占据有新帝生母的更有利的地位，更便于“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其在与赞襄政务八大臣的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当时，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疏认为，两宫太后才是皇权的真正代表，只有由其权理朝政，才能够防范臣下专擅朝政。掌握清廷部分兵权的僧格林沁，也坚决维护慈禧太后的皇权代表者的政治地位，坚持在其奏折中必要书写“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的字样;兵部侍郎胜保更是明确提出:“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要想真正使人相信当时清廷的最高权力仍掌握在皇帝之手，必须由“皇太后权宜听政，二圣并崇”，“非皇太后亲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在以后对恭亲王奕的多次贬抑打击中，慈禧太后同样也是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

慈禧以太后之名为什么能稳操大清权柄长达47年？

1865年3月底，慈禧太后突然袭击，下令罢革恭亲王奕。慈禧太后亲笔书写的朱谕，给恭亲王奕开列的皆是“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每日召见，趾高气扬”等欺君藐上之罪，命令其“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慈禧太后之所以要罢革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要使其“明白国体不可c越”的君臣之礼。当时，恭亲王奕似乎并未完全把慈禧太后放在眼中，倔强而满不在乎地顶撞说:“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

但是，皇太后的特殊政治身份与地位，君臣上下尊卑的政治伦理道德，赋予了慈禧太后以随意革除或赏还恭亲王奕爵职的绝对权威，使恭亲王奕不得放下皇子亲王的架子，甘拜下风，彻底的臣服。君主的权力，决不能有任何人分享。环视当时的大清帝国，除皇帝外，尚有何人能够和敢于稍与皇太后争高下、论尊卑呢？亲贵如恭亲王奕，尚不能奈慈禧太后之如何，更何论其他王公大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