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的迥异结局

郭子仪、李光弼俱为唐朝中兴名将，若论战功、军事造诣，李光弼可能要更出色一些，史家公认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但若论统御部下、为人处世，则郭子仪更胜一筹。正是因此，二人的人生结局堪称迥异，一个是“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一个则是疑惧重重、最后郁郁而终。

1、中兴名将

郭子仪（697―781），出身官宦人家，但大器晚成，安史之乱的前一年，57岁的郭子仪才做到朔方节度右兵马使。由于次年安禄山造反，郭子仪才得以充朔方节度使，独当一面。

李光弼（708―764）本是契丹族，其父原为契丹酋长，归唐后英勇战死。烈士后代李光弼从军后，得到了名将王忠嗣的青睐与器重，常说：“光弼必居我位。”也是在754年，李光弼进为朔方节度副使。安史之乱爆发后，经郭子仪推荐，李光弼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

安史之乱初期，郭、李主要在北线（河北一带）与叛军做战。756年四月，郭、李联手连续在沙河、嘉山大破叛军名将史思明，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作为战区指挥官，郭子仪、李光弼对全国战场形势的认识亦极为深刻，联合上奏玄宗，“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同时请求让哥舒翰扼守潼关，“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此时，安禄山叛军在东线、南线、西线都顿于坚城之下而寸步难行，老巢范阳又处于郭子仪、李光弼的直接威胁，安禄山一时进退维谷，“议弃洛阳，走归范阳”，形势有利于唐军。

但由于玄宗的昏庸，既不准郭、李直捣范阳，又错误地逼迫哥舒翰出关作战，结果哥舒翰全军覆灭，形势急转直下，致使潼关、长安失守，玄宗出逃，太子李亨北上灵武组建朝廷，郭子仪、李光弼也只得退守河东（太原）。

肃宗称帝后，调集诸路军马，重新部署兵力，以收复失地。郭子仪、李光弼奉命率军会师灵武。接着，李光弼将所部精兵留在灵武，自领五千人弱旅开赴太原，遏止叛军西进。而郭子仪则率朔方军主力承担收复长安、洛阳的重任。

李光弼到到太原后，再度与老对手史思明交战，李光弼以弱敌强、以少胜多，以绝对劣势兵力守住了太原（太原防御战是中国城市防御战的经典战例），有效地保护了唐肃宗在西北的大本营。而郭子仪则率主力，在回纥骑兵的帮助下，经一路苦战，连续收复了长安、洛阳。至此，郭、李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兴名将。

2、性格差异

尽管同为中兴名将，但郭子仪、李光弼的性格差异很大，甚至是截然相反。

郭子仪为人宽厚、忍让、谦虚、谨慎，深谙进退之道，很少得罪人。史书称他“事上诚尽，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这里仅举一例，就可见郭子仪的胸襟与为人。郭子仪初与李光弼“不相能，虽同席不交谈”。后来郭子仪成为李光弼的顶头上司后，光弼怕遭报复，乃跪请曰：“死所甘心，但乞贷妻子。”而郭子仪“趋堂下，握其手曰”：“今国乱主辱，非公不能定，仪岂怀私心忿哉！”两人冰释前嫌，遂同破贼，李光弼成为节度使亦是郭子仪的推荐。

李光弼为人严肃，深沉刚毅，个性极强，因此，他治军颇严，部下畏惧，这种性格经常得罪人，往往令人难以与之相处。这里也举一例，757年，李光弼赴太原遏叛军西进，但主事太原的御史崔众为人骄横，李光弼就任时不肯即时交出兵权，李光弼当即将崔众拘禁待斩。这时恰好使者奉旨宣布崔众为御史中丞，但李光弼毫不理会圣旨，“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将崔众斩首示众，“威震三军”。由此可见，若有谁犯到李光弼手里，下场注定好不了。或许正是这种性格上的差异令两人的人生结局迥然不同。

3、同遭猜忌

收复两京后，758年九月，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联军共计步骑20万众，围困安庆绪于邺城（时安禄山已死，其子安庆绪即位大燕皇帝）。然而奇怪的是，唐肃宗调动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居然没有设置军事统帅，而是派了一个不知兵的太监鱼朝恩为监军。个中原因主要是唐肃宗经过对安史之乱的痛定思痛，对军事将领已经非常猜忌，害怕他们走安禄山的老路。所以，故意不设统帅，令各路节度使互不相属，相互牵制。而大太监鱼朝恩是皇家信得过的人，故安排此人总揽全局，监视各军。正是因此，九节度使联军互不统一，最终惨败于史思明叛军。当时诸军皆损失惨重，唯李光弼与王思礼所部全军而还。

这次惨败的责任被鱼朝恩推给了郭子仪，肃宗遂将郭子仪召还京师，削夺兵权。尽管将士们哭着挽留郭子仪，但皇命难违，郭子仪只得怅然离去。尽管郭子仪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但这仅仅是他遭猜忌、排挤的开始。此后，郭子仪被废置多年。

郭子仪被闲废后，李光弼成为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军事统帅。面对老对手史思明的十几万精锐，李光弼审时度势，认为河阳北接泽州、潞州（治今山西晋城、长治），利则进取，牵制史军西进;不利亦有退路，表里相应，能伸能缩，有“猿臂之势”。遂领兵2万，主动放弃洛阳，退守河阳。河阳之战，李光弼料敌在先，部署周密，凭坚拒守，择机出击，以绝对劣势兵力，杀敌两万，取得了河阳大捷，阻止了叛军西进，保全了长安。河阳大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

此时，著名的谋臣李泌建议以郭子仪统率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然后进军河北，与李光弼成南北夹攻之势。这个作战方案若能实行，必将加快平叛进程。但祸国殃民的宦官鱼朝恩以私害公，横加阻挠，“复为鱼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随后，肃宗再度重蹈玄宗的覆辙，不顾战场实际，逼令李光弼收复洛阳，并再派鱼朝恩赴前线监军。同时，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因嫉恨李光弼军法严明，也随声附和鱼朝恩，妄称东都可取。李光弼头脑清醒，指出“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761年二月，在肃宗的严令下，李光弼被迫出兵，与史思明对阵于洛阳北之邙山。李光弼命唐军依险设阵，但仆固怀恩却布阵于平原开阔地。李光弼告诫他说：“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也。”命他把军队移到险处，但勇而刚愎的仆固怀恩却拒不听命。史思明趁机袭之，唐军大败。仆固怀恩作战勇敢但刚愎自用，“麾下皆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以往仆固怀恩为郭子仪属下时，郭子仪宽厚曲容之，“每用兵临敌，倚以集事”，故能悉心卖命。但李光弼“性严”，对仆固怀恩的不法行为不给情面，两人自然势如水火。由此亦可见，李光弼虽打仗在行，但在统御部下、为人处世方面，确较郭子仪略逊一筹。

邙山之败完全是由唐肃宗、鱼朝恩干预军机及仆固怀恩不听指挥造成的，尽管肃宗认识这次失败到非李光弼之错，但李光弼还是离开了平叛主战场，以“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的身份任地方军区司令。

此后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军事指挥官是仆固怀恩。762年十月，新即位的代宗（这年四月肃宗死，代宗即位）以仆固怀恩为主要军事统帅，对史朝义（此时史思明已死于内讧）展开了最后的进攻，次年，安史之乱终于平定。而一代名将郭子仪、李光弼最终未能亲手平定叛乱，殊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