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不负皇帝的褒奖,忠于皇室,为李氏、武氏均能竭心尽力;在治理民生方面,后人评价其“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难怪狄仁杰故去,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狄仁杰从小就见识不凡,出语惊人。这是聪明人的做法,在默默无名时要语出惊人,引人注意,方能得到名人的推荐与关注,才能获得提拔,一展所长。初唐虽有科举,但受魏晋南朝影响,推荐式的人才选拔,依然大行其道。如大诗人李白便不欲经由进士、明经等常规考试进入仕途,而企图一朝蒙受帝王赏识,获得重用。故广事干谒,投赠诗文,以表现才能,培养声名。狄仁杰虽没有李白的张扬个性,却也知道如何出人头地。
他是山西太原人,祖、父都做过官。幼年时父亲做夔州长史,《旧唐书・狄仁杰传》上说:“仁杰儿童时,门人有被害者,县吏就诘之,众皆接对,唯仁杰坚坐读书。吏责之,仁杰曰:‘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不能接对,何暇偶俗吏,而见责耶!’”幼年时他家中有门客被杀,官吏来查,大家都接受了讯问,只有狄仁杰在那里读书,置之不理。官吏责怪他,他说,正和书里的圣贤对话,哪里顾得上你。这就是见识不凡,出语惊人。且不论他的见识言论对与不对,但这种风度是很为当时人所推崇的。
所以,在他中了明经科举,做了一个小官员汴州判佐后,就有朝廷大吏、大画家阎立本赏识他了。“时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仁杰为吏人诬告,立本见而谢曰:‘仲尼云,观过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荐授并州都督府法曹。”果不其然,“仁杰孝友绝人,在并州,有同府法曹郑崇质,母老且病,当充使绝域。仁杰谓曰:‘太夫人有危疾,而公远使,岂可贻亲万里之忧!’乃诣长史蔺仁基,请代崇质而行。”同府法曹郑崇质,该当出使远方,但其母老而患病。狄仁杰说,“伯母有病,怎么可以让她为万里之外的儿子忧心?”于是请求长官让他代郑崇质出使。
青年成长时期的狄仁杰,聪明,获大人物赏识,德才兼备。既能得到上级(阎立本)的高度赞誉,又能为同事(郑崇质)分忧解难,由此,打下了他的事业基础。自然,人生当中总会有低潮,成长道路上总会有风险。狄仁杰在官场上遇到的最大危险,来自于酷吏来俊臣。
他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出任大理寺(最高法院)官员。在武则天天授二年,转任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当上了宰相,位极人臣。但福兮祸之所伏,长寿二年(693年)正月,武承嗣勾结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未几,为来俊臣诬构下狱。时一问即承者例得减死,来俊臣逼协仁杰,令一问承反。仁杰叹曰:‘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既承反,所司但待日行刑,不复严备。仁杰求守者得笔砚,拆被头帛书冤,置绵衣中,谓德寿曰:‘时方热,请付家人去其绵。’德寿不之察。仁杰子光远得书,持以告变。则天召见……故得免死。”这是狄仁杰生死一线之际。他被酷吏来俊臣构陷而入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者例得减死。”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谋反”,狄仁杰出以非常之举,立刻服了罪,他说:大周革命,什么都想换新的,我是唐朝旧臣,心甘情愿被杀戮,说我谋反没错。但狄仁杰并未坐以待毙。他向看守讨得了笔砚,偷偷写了密信藏在棉衣里,跟来俊臣下属王德寿说,“现在天气热了,请交给我家人抽出衣服中的棉絮。”他儿子收到衣服,取得密信,向武则天鸣冤。武则天召见了狄仁杰,问他:“为何承认谋反?”狄仁杰说,“要是不承认,这时已经被打死了。”于是武则天免了狄仁杰的谋反死罪。
从这个故事中能看出狄仁杰的智慧与城府,不是品行高尚,却不知见机行事之辈。他以退为进,被捕后先承认罪名,在对方放松警惕之后,再想出办法,为己脱罪。这等人生低谷中的从容不迫,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