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排行老四，雍正与乾隆这对父子各自的承继手续，却在人们心中，得到的是截然相反的评价。幸运的乾隆，在乃父登基后，备受重用，不少学人认为他是康熙理想的异代继承者，父凭子贵，造出胤掉包陈家幼儿取宠的小说情节。

雍正称帝前，不得父皇过多的宠爱与封赏，康熙对故太子三立三废，众阿哥争斗不休，最后留下了一桩关于“将军王”十四子即位受阻、皇四子胤改诏篡位的历史奇案。

回顾历史，年轻的胤身为皇子时，在整肃吏治、强化赋税等治政理财方面，显示了气概非凡、作风干练的本色。如此能耐，虽非领军征战那般不计生死，但在朋党坐大、封建对抗的时代，亦是极为艰险、惨酷。一国之主，应该不仅需知治兵之道、征伐之谋，更须有清醒果敢的理国之才、御人之术。

就此条而言，作为千古一帝的康熙，自当是分析明白、立储理智。诸多谣传：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淫逸凶残……一并指向雍正，称其继立的不正当，尚需重新考证。

史家们质疑雍正王朝的合法性，就连当时底层文人也表现了极强的窥秘行为。历史上的吕留良及曾静案，《大义觉迷录》的形成、发展与禁毁过程，雍正朝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文字狱案，就是一个显眼的注解。

雍正是满洲人入主中原的第三任帝王，此时清政权已有近八十年历史，但，汉人对于异族统治的中国王朝，仍是难忍的反对与抗争。他们怀念前明的历史风云，哀伤旗兵铁骑践踏中原的凶悍，惶恐于发易服令的强制，也对流亡的南明政权甚至吴三桂叛乱寄予了殷殷厚望。

这般情势，激发了不少小知识分子坚守对前朝和汉族的忠贞，不吝身家性命地参与反清复明的种种行动，或如陈近南组织天地会厮守台湾，或如石涛、朱耷等出家为僧潦倒度日，或如王夫之苦居瑶峒四十余载，或如吕留良对永历小政权尊崇之至，直呼清廷康熙年号而毫不避讳。

受吕氏思想学说影响，湘南士人曾静罗列满清和雍正的多种罪状，委托弟子张熙呈示陕甘总督、宁远将军岳钟琪，寄意岳氏应具先人岳飞抗击金兵的忠义和赤诚，颠覆专制汉人的少数族政权。怎知捐官出身的岳氏，备受雍正优宠，不仅全盘接收了年羹尧的军政大权，还忠诚不二地向主子报告了曾静们的意图和反动，从而有了此书中关涉投书、皇帝、行踪、湖南、凤鸣、驳斥、炯戒、赦免、独钟、付梓、探源、异议、宣论、枝节和重审等事态的发展与内容的盘结

张熙被拿获，难禁刑逼，将曾静等人的异动情形，和盘托出，震惊了雍正。

文人蛊惑民心，虽无大动作，但竟然欲策反掌军大吏，自非小事。雍正集结审案高手，密令浙江总督李卫、湖南巡抚王国栋、副都统海兰等有生力量，顺藤摸瓜，寻踪觅迹，甚至捕风捉影，缉拿曾静等人，并发现了吕留良怀念前朝的著述、痴情和大胆。

岳钟琪、李卫、王国栋们对辖区内出现非议今上的异类分子，很是惊恐，除了多方深察、殚精竭虑外，不时将进展近况报与雍正，既告知主子其已竭诚侦查，又求得最高指示和圣意眷顾。此次悖逆，湖南是主战场，王国栋、海兰制定计划、分配责任，多方围剿，曾静与张熙家人先后被抓，押至京城。

几番审理过后，曾静在严刑讯问面前，供称了多位儒士的不满行为，指定已辞世多年的吕留良为罪魁祸首，还对康熙、雍正进行了一系列颂扬与礼赞。他的坦白从宽、谀辞谄媚、圣朝明君，契合雍正平服民心的用意。

雍正责令重臣将关于此案的十道上谕、提审官员的审理意见，及包括曾静《知新录》《知几录》片断在内的四十七篇口供、张熙两篇口供，辑成四卷本《大义觉迷录》，且附录曾静积极认罪、投诚效忠的《归仁说》，刊刻印行，传播天下，要求各级官员阅后发表读后感。他不顾以和硕怡亲王为首的一百四十余位大臣的联名反对，将曾静放归原籍，又给予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职。并不实际的许以功名，貌似真诚的仁慈与宽阔，满足了曾静的期待与欲望，他也欢欣地成为雍正收买人心、反击政敌的一粒棋子。诚如，钟情者对对方一瞬微笑，总以为得到了所有的阳光，不亦乐乎。

始作俑者曾静，虽经受了枷锁、杀威棒和惊堂木的恐吓，但没有受到雍正的严厉惩处，还得到了一个官位、千两白银。这是否出于雍正的宽仁，还是另有深意，需读者深入沉思与体会。这一场由曾静发起的悖乱活动，引发了最高统治者和地方大员的不安和恐惧，也牵连甚广地锁了不少无辜人。

曾静辞令的乱源，肇始于死者吕留良，吕氏也对新朝确有不恭，这无疑会产生一起著名的文字狱。雍正下令将吕氏戮尸枭众，对吕家亲人、族人及妻妾家人等，或进行了一律当斩的判处，或发配边疆与官军为奴。残酷，无情，无助，惨厉，慑服了许多士子的心神，也激发后人编撰出吕氏幼女吕四娘长大学武后，斩去情人雍正头颅的传说。

传说归传说，雍正在处理文字狱、政敌上，有着说不尽的惨酷与冷血。他将同父亲弟老八、老九取名为“阿奇那”（猪）、“塞思黑”（狗）。

雍正四年，皇帝胤在解决大奖年羹尧、权臣隆科多后，感到大局已定，该对曾与自己争储的胤一伙开刀了。是年正月初五日，新皇便召集亲王、被，贝勒、贝子、公及满汉文武大臣传谕，宣称：“廉亲王允狂悖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然后历数其种种恶行，对自己嗣位后对他宽容忍让、委以重任，仍心怀不满、怨尤诽谤，做出种种侵害皇权之举。最后宣布：“允既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宗姓内岂容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于是，命将其黄带子革去，开除宗室籍，削去其所属住领，随即又革除王爵、囚禁于高墙之内，并将其名字改为“阿其那”，和“塞尔黑”。

雍正对兄弟们对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圈禁，把曾经的战友隆科多、年羹尧先后送上黄泉路……即便对死心塌地效忠的岳钟琪，也实现了凶狠的屠杀。岳氏的死是悲哀的，他没有听取曾静进言去反叛异族政权，也没有效学前任年羹尧拥兵自重，却死于愚忠与兵败上。他的悲哀，也是雍正的悲哀，吕留良与曾静案，虽然得到了一个出奇、成功的解决，也擢升了亲信大臣鄂尔泰、李卫等的官爵，却未能因刊行《大义觉迷录》，而杜绝篡位夺嫡、弑父诛亲的谣言纷纷，更没能防止天下人窥视宫廷争斗的好奇心理和悠悠之口。

雍正选择公布案情，试图抚慰天下士子猜忌皇权合法性的不信任，让曾静的惑乱、认识、反省与歌颂，攻破思想激进分子们精心编撰的谣言风闻。这样的做法，是他想趋同儒家思想，镇压政敌们兴风作浪、蛊惑民心的不良和异端，弥合反映在地域、族群上华夷之别。他借用儒家传统的天命观、文化建构论，证实清廷定鼎中国的正当性、自己登临宝座的合法性，同时破除曾静一类小知识分子固守的“华夷之防”。

这是一个融合族群文化、消弭满汉对立的清醒君王的初衷，但他的决策，却被接班人乾隆的背反常理，来了一次彻底的更改。乾隆上台不久，便严谕诛杀曾静等，上演灭门劫难，并全国禁毁《大义觉迷录》。这本超级畅销书，一下子成了民间秘藏的珍品罕物。

乾隆如此做，是想补救皇家杀戮与朝廷争斗大白于天下的背后悲剧，却在世人皆知与风传的情势下，无可奈何地进行亡羊补牢的堵截。百余年后，留日的革命党人在东瀛发现此书存卷，马上想起了如何截取吕留良、曾静的反满言论，发挥延伸，拿来作为一种攻讦满清政权的历史依据。

为什么雍正兴师动众地缉拿吕留良与曾静案的主犯和随从，也拘禁了很多无辜者？但在案情揭晓时，不但没有深究曾静的罪尤，而是声称其受皇权争夺者的蛊惑，为之开脱？为什么乾隆登基之初，违背父意，对曾静们执行一次血腥的屠杀？前者编纂出《大义觉迷录》全国发行，而后者急速勒令禁止销毁？知晓文人心需文人来说服道理的君王们，不但将写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徐骏斩首，还对为雍正出力攻击吕留良学说的方苞进行革职，是要给文人欢欣、温柔和慰藉，还是让士子有不尽的惶恐、感伤与苍凉……不得而知。这是历史的吊诡，也是专制下文化发展的奇特与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