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和革命浪潮的迅猛发展,革命派同立宪派的矛盾冲突便发展到近于水火的地步。围绕推动中国进步究竟应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的问题,革命派和改良派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它在20世纪初年已经开始,到1906年达到高潮。
这场论战的直接导火索,是1906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接连发表《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然后,又把这两篇文章合印成一本小册子,题名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国民太劣”,没有自治能力,不具备共和国民的资格;发生革命必成内乱,招致列强瓜分,中国就将灭亡。“吾以为今后之中国,不容有三年以上之战乱。有之则国必亡矣。”
对此,《民报》很快作出回应。4月28日,以“第三号号外”单独印行的《〈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列出了认为必须明辨是非的12个关乎中国存亡之根本的问题。
接着,《民报》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围绕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要不要社会革命等核心问题,对改良派的观点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驳。
作为《民报》台柱的汪精卫、胡汉民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1902年他帮一对兄弟代考,令二人皆中举,胡获“捉刀费”6000元银洋,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不得了的巨款。1906年夏季,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的章太炎东渡日本,接编《民报》,更让《民报》身价十倍,畅销一时。此三大才士,“几管毛笔,横扫天下”。而其对手康有为、梁启超也是海内第一流,他们因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重要贡献而有着巨大影响,许多人最初就是受其影响而接受新思想的。所以,两方笔战,脍炙人口,誉满神州,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据说,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
这场大论战,延续时间长,参与刊物多,影响甚大。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当时还在内地求学的高一涵回忆说:“我在先总喜欢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和《中国魂》之类的刊物。看到《民报》后,才认识到国家不强是‘政府恶劣’,而不是‘国民恶劣’,应该建立共和,不应该维持专制,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必须同时进行,种族革命绝不会妨害政治革命。”
因而,有史家断言:“没有这场大论战,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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