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279年灭南宋统一全国开始，直到1351年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为止，这七十年内，虽然是元朝统治的相对稳定时期，但各族民反抗元朝统治的斗 争却一天也没有停止。由于时代和元朝统治自身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呈现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的特点；这些农民起义虽然都被镇压了下去，但对元 朝的统治政策和元朝社会的发展，却有重要意义。
　　一、起义特点
　　（一）农民起义的次数多、地域广
　 　历代王朝建立之初，不论时间长短，都有一段比较稳定的统抬时期，但元朝不同，从它建立伊始，就存在着人民的武装反抗。1279年元灭亡南宋统一全国后， 人民的反抗斗争依然此伏彼起。元世祖统治时期，号称元朝的“至治”时代，但人民的武装起义也是接连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在灭宋后，元世祖统治的十五年内， 见于记载的较大规模的起义就有上百次之多。其后的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统治时期，农民起义也是无年无之，而元顺帝统治的前期，各地更是 “群盗纵横……寇贼猖撅”，元朝农民起义次数之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从起义的范围看，不仅江浙、湖广、江西、云南等行省，即原南宋统治的中心地区，人民 起义也接连不断，而山东、河北、山西等元朝统治的中心，即直属元中央的腹里地区，人民的武装反抗也不断发生，即使地处极北的辽阳行省的库页岛以及岭北行省 的蒙古高原上，也发生了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各族人民武装起义，起义地域之广也是历史上少有的。元朝统治时期，以蒙古贵族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地压迫、剥 削各民族的人民，各地区的阶级矛盾一直没有得到缓和，因而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就一直没有停止，所以，元朝的农民起义便呈现出次数多、地域广的特点。
　　（二）少数民族起义特别多
　 　在元代前期和中期的农民起义中，少数民族起义特别多，而有些起义还是土官或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发动和领导的，这是这一时期农民起义的又一特点，元朝是一 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广袤的元朝疆域内，居住着许多民族，民族成份复杂，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也很不一致，但许多民族先后都举行了武装起义，反抗元朝的统 治。居住在江浙行省的畲族，在蒙古军攻占临安后不久的至元十三年（1276年）4月，便在许夫人的领导下，组织畲军，进行了反元斗争，支援了在福建抗元的 张世杰。至元十五年（1278年），许夫人又联络建宁（今福建建瓯）的黄华起义军，畲汉两族人民共同进行了反元斗争。至元二十年（1283年）
　 　在广东起义的黎德，是一个“洞獠”，也有的记为“土豪”，可见他是少数民族首领。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7月，云南乌蒙彝族人民在其酋长阿蒙的领导 下，发动起义，进行武装反元，元朝政府调四川、云南行枢密院的军队将共镇压下去。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活动于福建、广东一带的钟明亮起义军也是以畲 族为主体的。
　　至元二十六年（12s9年）后，湖南瑶民发动的武装起义，其领导入曾大獠、廖大獠、萧大獠、陈大獠等，也都是各地瑶族首领。
　 　大德五年（1301午）云南土官宋隆济领导瑶族人民起义，反抗元朝政府的征发调遣，另一位瑶人起义女领袖折节（蛇节），是一位土官的夫人。泰定二年 （1325年）在广西起义的潘保也是一位“瑶酋”。总之，元朝中期，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等山区的少数民族的武装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接连不断。 少数民族起义之所以如此频繁，主要是蒙古贵族加重对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压迫剥削造成的，时，少数民族地区赋税较少，徭役更轻，而元朝则不同，它不仅加强 对汉族人民的统治与搜括，同时对各少数民族也不放过，土官酋长也遭受损失，所以，一些首领人物也起来反抗元朝统治。
　　（三）起义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
　 　元朝前期的农民起义，往往将主攻矛头指向蒙古贵族和元朝的各级文武官员，而对南宋的抗元残余力量则给予支持。至元十四年（1277年）陈吊眼和畲族妇女 许夫人起义后，有众十万人，他们曾支持张世杰的抗元斗争。在湖北一带领导起义的傅高，也曾支持陈宜中、文天祥的抗元斗争，因此，“鄂之大姓多与傅高通”。 山战役陆秀夫负赵投海后，一些农民起义军有的仍然打着赵宋的旗号，如至元二十年（1283年）西川赵和尚起义，甚至自称赵宋宗室之后；东莞县张强起 义，还以复宋相号召。因此，不少元朝的汉族官和地主也同情或支持农民起义，至元二十年（1283年）12月，“吴提刑者居青田之鸬鹚，与政和贼（黄）华 通，复谋叛。”这位吴提刑，当是一位汉族地主。至元三十年（1293年），扛西行省发生农民起义，2月26日，“江西行院官月的迷失言：“江南豪右多庇匿 盗贼”由于汉族地主有人暗中支持起义军，因此元朝统治者“申严江南兵器之禁”，严禁汉人持兵器。后至元五年（1339年），11月，在河南行省，还发生了 以小吏范孟为首的起义，河南“行省掾范孟”，假传圣旨，杀河南行省平章月鲁帖木儿、左丞劫烈、廉访使完者不花、总管撒里麻，占据开封，调集军队，把守河渡 关隘，“孟自称大元帅，寓公、富民及小吏之桀黠者悉授伪官”，设立了新的官员机构，与元朝统治相对抗。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对元朝统治打击很大。农民的 反元斗争之所以得到一些汉族地主的支持或同情，其主要原因在于元朝社会中，汉族地主与蒙古族地主之间始终存在着民族矛盾，蒙古贵族为了确保其统治地位，对 汉族地主的权利进行了种种限制，蒙古统治者不准汉人当高官，不准汉人持兵器，不准汉人掌兵权，只有少数汉族地主上层分子例外；科举是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当官 的主要途径，元朝长期罢废科举，后虽一度恢复，但在考试内容、录取名次、数量等方面，对汉人又加以种种限制，这就堵塞了他们的仕途；在法律面前，蒙汉也不 平等，犯同样罪，对汉人处罚比蒙古人重得多；即便当了官，汉宫在政治权力及子孙荫叙等方面，也比蒙古人低得多。因此，蒙汉地主之间始终存在矛盾，汉族地主 某些人对农民起义的同情、支持以及地方小吏发动反元起义，正是这一矛盾的反映。
　　二、历史作用
　　（一）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
　 　元朝初期，中期的农民起义虽然多数规模不大，坚持斗争时伺不长，但同样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农民起义爆发后，其矛头首先指向平日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 各级官吏，他们“掠郡县，烧府库，杀县长吏”，所到之处“斩刈剽寇，飘荡震汹……贵臣重将、裨校士马，因是物故者甚众”，农民牢杀文武官吏，没收府库财 物，以充军饷，以济贫民，有的还派出小股部队，“突入富家，计其家资”，席卷而去。农民军“朝齐暮赵，朝廷不能制”，州县无可奈何。有些地方官无力对抗， 便向农民军求饶，如封丘县尹许义夫，“闻贼至近境，乃单马出郊十里外迎之，见贼数百人，义夫力言：“封丘县小民贫，皆已惊惶逃窜，幸无入吾境’”，农民军 笑其无能，乃避而去他，在农民军的打击下，封丘官僚们的狼狈相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