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是个长期封闭型的封建帝国。究其原因，固然与自然地理环境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受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制约。自周朝建国后，实行列土分封以 来，诸侯邦国林立，割据一方。各诸侯王为固守封疆，防止外部入侵，加强对内部管理，征收关税，沿疆修长城、立边墙、设关卡，将所辖领地封闭得严严实实，外 面的人不得随意进来，里面的人也不能随便出去。正因如此，汉字的创造者将国字分别写作图、、圆（古文域与或通），形象地表达国的封闭特点。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修驰道以通远方，拆除各国与国之间的长城界墙，结束诸侯割据局面。但是，为了控制全国各地，保卫京城安全，仍 “循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除北修长城外，于四方要塞处皆设立关卡，屯兵把手，防患于未然。由于这些关卡的设立，极不利于各地间的自由往来，出入 必须得到官府批准，领取过关符节，即所谓的“传”，过关时验证放行，持传而过。虽然对稳定政治局势和军事安全具有一定积极作用，被视为必不可少的举措，但 是，关卡林立，严重限制了地区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甚至临国之间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阻碍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利与弊都很明显。
　 　西汉开国以后，继续维持秦朝时所形成的地方格局，各地所设关卡一仍其旧，发挥固有作用。韩信和英布等各异姓王相继被诛灭以后，余下的诸侯王与朝廷虽为一 姓，但作为中央同地方的矛盾仍然存在，各自为巩固既得利益，壮大势力，都把对方视为最大障碍，通过关卡来限制对方，保护自己。再者，境外各异族势力，时有 入边侵盗危险，也须在险要处设关驻兵把守，防止异族入侵。特别是在北部边境地区，关卡的作用主要是军事目的，而征税等仅是附带性措施。
　 　秦与西汉都以关中地区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十分重视关中地区的安全防卫事宜。自古对关中地区的威胁主要是来自函谷关以东的关东地区和荆吴诸国， 故而皆于京师以东设函谷关、武关，置关都尉，驻重兵，扼守咽喉，控制行人往来。紧急时，一旦失守，大势已去，关中不保。刘邦、项羽等人武关后，势如破竹， 顷刻秦亡；汉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刘濞不听大将田禄伯夺取武关建议，而太尉周亚夫抢先出武关，大败吴兵，叛军覆灭。足见武关是重要战略要塞，关系到天 下安危。
　　内地其他各郡国，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征收过往商税，也常于交通要道设立关卡，仅上党郡就设有壶关、石研关、壶口关、天井关等。关卡如此之多，在一般正常形势下，必然是弊多利少，人为地使各地处于自我封闭状态，形同割据。
　 　边境地区所设各关，既是军事防御要地，也是对外交往的门户，作用十分重要。其中位于北部上谷郡的居庸关、代郡的常山关和五原关，是抵御匈奴与东胡势力的 重要军事要塞；西部敦煌郡的玉门关和阳关，两关南北并峙，近在咫尺，各自扼制一条东西往来的通道，是中原与西域36国交往的必经之路；南部九真郡的界关、 苍梧郡的离水关、合浦郡的合浦关等，虽设置较晚，对全局影响不如其他边关重要，但仍具有控制一方形势的作用，不可缺少。
　　西汉前期，尽 管从刘邦时即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注重农业生产，把足兵足食作为治国大政方针，视商贸为末业，人为加以限制。但是，客观上随着国家的统一、战乱的结束，举国 上下致力于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各行各业都出现了转机，并按自身规律前进。特别是当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户口迅速增长起来之后，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也随之 提高，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仅仅是吃饱肚子和不露肉的水平上。而且各生产者之间，更须互相交换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进一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也正因这种需要 和交流，刺激着商业的发展，使商业步步走向繁荣。
　　至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三月，为了顺应经济发展形势，在不损害务本重农政策 的前提下，文帝宣布“除关无用传”，放宽对阅人往来的限制，减少对商业发展的束缚。汉景帝称这一举措是“通关梁，不异远方”，使“利泽施四海，靡不获 福”，真正体现了天下一家，往来无阻，不分远近，任凭驱驰。司马迁对此也倍加称颂，指出：“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因此，取消关传，直接促进了商业发展，使经济走向繁荣，其中收益最大者莫过于关中地区。
　　关中地区，地处 天下之中，不唯四方辐凑，而且膏壤沃野千里，其民好稼穑，植五谷，农业生产素有开发，衣食丰足。但是，不利条件是“地小人众”，不能只靠农业生产活着， “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业”，即精于手工业制作和经商贸易。自周秦以来，特别是汉兴除关梁之禁以后，涌现出许多富商大贾，充分利用关中特有的地理条件，与四 方开展商业贸易。其西接陇蜀，可通羌中畜牧皮毛之利；南通褒斜栈道，可与盛产漆木的巴蜀交易；北临戎翟，可收畜牧之饶；东通三晋，可与赵、魏、韩富商互惠 互利。因此，司马迁曾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如此富甲天下，实赖于商业的发达，而取消关传，是经济发展 的重要措施。
　　西汉至文帝时，商业发展已有一定规模，并呈上升趋势。按晁错所说，其“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 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由于经商获利可观，故而经商者日众，而且商人财富越积越多。富裕起来的商人，虽无达官优厚俸禄和王侯彩邑之食，而其享乐却可 与之相比，被称作“素封”，衣食住行，皆无忧无虑。“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在社会中的地位，“因其富 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同以往相比，大有天壤之别，令人刮目相看，在社会生活中引起强烈反响。
　 　商业的发展，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化，许多人意识到经商是贫者致富的最好途径，有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民谣，把商 业摆在致富的首位。但是，由于传统偏见主宰着统治者的意识，一直视经商是末业而加以歧视，经常把农民离开土地，改行从事其他行业，归罪于商人兼并的结果， 而且被看作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根源。因此，统治者千方百计压制商人，限制商业发展，其结果更是遗害无穷，使中国社会缓慢向前移动。
　　汉 文帝“除关不用传”的诏令仅实行了15年，至汉景帝前元四年（前153）春，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景帝惊魂未定，害怕诸侯王再起，格外加强戒备，“复置诸 关，用传出入”，限制行人自由往来，加强盘查，以防图谋不轨者混入京师。此项诏令虽然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但却给商业贸易带来了不便，商人不能随意到四面 八方进行买卖。至景帝中元四年（前146），御史大夫卫绾又“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即不许壮实的好马出关，以确保军事需要。这仍是 一种政治性措施，但所带来的影响又损害了商业发展。在商业运输主要靠车马的时代，不许壮实的好马出关，无疑也是对商人的重大打击。
　　汉 武帝初期，欲推行儒术，起用儒者，曾一度驰关梁之禁，允许人们自由往来。但是不久，由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具增，很快出现财政困难。为了增加政府财 政收入，支付庞大开销，遂下令“益广关，置左右辅”，到处设置关卡，委派专官，收缴关税。此时过关是否用“传”，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征税则成了主要目 的，继续给商业贸易带来打击。在正常情况下，征收关税具有平衡物价，保护生产，稳定经济形势，以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积极意义，设置官卡是必要的。但是， 西汉前期的关一卡一是受重农抑商政策影响，二是受政治方针左右，二者都对商业发展起抑制作用，唯文帝取消关传时期，大有促进商业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汉 武帝广设关卡，直接向商人索取钱财，更不利于商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