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党史文苑》2011年03期，作者：孙健，原题：毛泽东与明朝皇族后裔鲜为人知的故事。

1959年夏，时任外交部欧美司司长朱伯深陪同著名的美国黑人学者、社会活动家杜博伊斯博士夫妇从北京去武汉见毛泽东主席。会见地点是在武昌东湖畔的一家宾馆里进行的，在接见杜博伊斯夫妇和女作家斯特朗时，毛泽东指着朱伯深向他们介绍说：“这个人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后裔，”会见结束后的当晚，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特地邀请朱伯深一起留下吃便饭。菜肴不多，但都是湖南家乡风味。席间谈叙往事，有说有笑，气氛融洽。毛泽东笑道：“我们与明朝皇帝后裔共事，一同干共产主义革命，实在是不胜荣幸之至呀！”朱伯深微笑着，心情轻松而愉快，对伟大领袖充满了由衷的尊敬，深知自己获得的礼遇已相当特殊。毛泽东何以会这样深爱朱伯深？这还要从朱伯深的家世说起。作为明朝皇室的后裔，他的父亲朱剑凡就是毛泽东的好友，关系之深更是不同寻常。朱伯深侄女朱宏在《难忘的青少年时代》一文中记载：“修十三陵水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打趣地对我姑妈朱仲丽说：要刨你家的祖坟了，你反不反对？”

话说明太祖朱元璋定鼎六朝古都金陵，开创了明王朝300年的帝业。明朝末年，清军主力南下，湖南境内的明藩王吉王朱由桧（封地岳州）联合名将何腾蛟及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余部坚持抗清，战事失利后，吉王全家被杀害，只逃出时年10岁的二儿子一个人。他在兵荒马乱中逃至今天的湖南省宁乡县山区，幸得周氏族人庇护，认为养子，改名换姓，将“吉”字加“门”为周，方免遭俘杀：此后成家立业、子孙繁衍。到了咸丰年间，朱剑凡的父亲周达武18岁应召加入骆秉章（时为湖南巡抚，后任四川总督）部清军。周达武体格强壮，勇悍善战。10年中由一名小小的哨官升为记名总兵，官至四品。后经骆秉章推荐给左宗棠，亦被另眼相看。清同治年间，周达武率湘军一部随左宗棠进驻兰州，担任甘肃提督达19年之久（1875-1894年）。他为巩同西北边疆，遏制沙俄侵略及国内分裂势力作出过贡献。清光绪十九年（1894年），周达武调任新疆巡抚，但未及交卸便病故兰州，灵柩被运回湖南老家安葬。另一位湘军大家魏光焘（曾任左宗棠的营务处总办、新疆巡抚等要职）还与周达武结成儿女姻亲。辛亥革命后，周家这一支复认朱姓，重修族谱，以不忘先祖。

作为朱元璋的二十七世孙，朱剑凡原名周家纯，民国后改名为朱剑帆，后又省写“帆”为“凡”。他1883年出生于湖南宁乡，1902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成城中学学习日文，未几入弘文学院师范科。他学习刻苦勤奋富有爱国精神。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经济发展迅速，穷兵黩武，狂热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对外扩张，侵略朝鲜，继而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清帝国迫使清廷割地赔款求和后，又打败了沙皇俄国夺占旅顺口，重创俄海陆军，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东北的南部（旧称南满）。朱剑凡的胸中燃烧着爱国的火焰。留学期间，他结识了黄兴、陈天华等人，参加到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中，并积极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反清革命斗争，并踊跃捐款。1903年朱剑凡还与旅日的陈协五、张辉瓒等同学参加拒俄义勇队。

1904年，朱剑凡回国后潜心研究教育，执教于宁乡速成师范学校（校址在长沙），1905年5月创办周氏家塾，招收女性，1907年将女校正式命名为周南女学堂。同年，他带领学生参加反对满清所谓“铁路国有”的斗争，举行罢课。旋将占地80余亩的苏州园林式住宅蜕园无偿交作校舍。蜕园这个名字来源于湖南第一位进士刘蜕。刘蜕，长沙人，唐大中四年（公元850年）进士。在刘蜕之前，整个湖南还没出过一个进士，因此人称刘为“破天荒”，为奖励刘蜕，观察使崔铉送钱17万，称为“破天荒钱”，刘蜕就拿这笔钱置下了蜕园。朱剑凡毁家兴学，捐献总值达11万1千银元的私宅园林等资产扩建周南校舍，备受赞誉。辛亥革命后学校改名周南女子师范学校。1920年改为周南女中。朱剑凡的家是“败了”，但从他家走出来的女性精英却足以让他名垂青史，让我们看看他的女弟子吧：向警予、蔡畅、杨开慧、帅孟奇、劳君展、黄彝、曹孟君、丁玲、劳安（朱F基夫人）……可以说，朱剑凡的周氏家塾和此后的周南女学堂（以后曾多次更名）是中国近百年培养女性精英的“黄埔军校”。相信千余年前破了天荒的刘蜕闻知此事，也要把“破天荒”的称号拱手相让，因为相比蜕园首任主人，末代主人朱剑凡更有资格承受这三个字。

朱剑凡曾留居北京年余，他积极参加到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斗争中，动员在京湘籍人士周大烈（著名作家许地山的岳父）、仇鳌等人反袁，并于1915年加入国民党。1919年朱剑凡积极投入五四运动，与教育界进步人士创办健学会，参加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20年，毛泽东正在长沙一师附小主事时，经朱剑凡介绍，寄宿于周南女校。据朱剑凡的小女儿，也就是后来成为王稼祥夫人的朱仲丽回忆，她在8岁时，曾见过一个又瘦又高的青年来她家看望她父亲，那青年便是毛泽东。青年毛泽东曾以“二十八画生”贴出“征友启事”和用于《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的署名，朱仲丽清楚地记得她童年时就“二十八画生”问题与毛泽东的一次对话：我两眼瞪着，问：“毛叔叔，你为什么要取一个怪名字，叫‘二十八画生’呢，真不好听。”毛泽东笑道：“我是喜欢来新花样，用数目字代替名字，节约呀，省事呀！”

朱剑凡在湖南人民中声望较高，虽年长毛泽东近10岁，却对毛泽东相当佩服，认为此人学识不凡，心胸高阔，必为安邦济世之才。他邀请毛泽东住校，讨论社会问题，并资助毛泽东办文化书社。两人惺惺相惜，每逢相聚.必登长沙北门外的岳麓山，吟诗作文，抒发胸际豪情。夜晚则在灯下抵掌谈论时政古今，每每至东方破晓。在长期的接触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对朱剑凡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有见识，有信仰，品行端正，学识渊博。朱剑凡领导的周南女中有许多女生都报名参加了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并积极为《湘江评论》等革命启蒙刊物撰稿。在大革命时代，朱剑凡给予毛泽东很多支持，他赞成办农会、斗地主劣绅恶霸，还亲自写文章声讨大地主反动分子叶德辉、王先谦等人。

对于这段友情，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延安遇到朱仲丽还提到说：“你爸爸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人士，和我们一起创办新民学会。我年轻时，穷得没有饭吃，是你爸爸叫我住在周南女校校园内，吃饭不叫出钱，一天还吃三顿。”关于这段往事，朱剑凡的大儿子朱伯深也有记忆：“1920年夏，毛泽东同志作为先父的客人，住在我家后面周南校园。在校园里，他时常闲步，凝目四望，若有所思……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下，先父自觉地支持了五四运动后湖南的历次进步学生活动……还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领导的新民学会。”还有一次，毛泽东很叹息地对朱仲丽说：“唉！你爸爸死得太早，要不，就当上我们的教育部长了，可惜。”

“马日事变”发生时，朱剑凡作为湖南省国民党左派负责人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他身兼多职，担任了湖南省政府委员、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常委、长沙市市长及市公安局局长，站在斗争前列，深受反动势力仇视。许克祥的暴乱来势凶猛，成千上万的学生、工人、农会会员惨遭杀害。大刀队、步枪队日夜逐街逐巷杀人，凡剪了短发（湖南人称鸡婆头）的妇女都遭残杀、奸淫。反动军队还查封了省、市党部和工人纠察队总部，袭击四郊的农会，制造白色恐怖。对此，朱剑凡临危不惧，挎上手枪，把印章、重要文件都埋藏起来，亲自带领部下与敌人周旋。他还布置一些同志成立阻击队，反击叛军，打冷枪，散发传单，揭露许克祥与何键的阴谋，号召人民奋起斗争。起先，朱剑凡毕竟还未摆脱书生气，他以为许克祥、何键、周磐等反动将领是谋反，没有深一层背景，便联合几位左派国民党人向武汉国民政府呈问，反映长沙的情况，求政府出兵讨伐。他又给武汉政府的军事负责人唐生智写信，请唐将军下令镇压叛军，恢复湘省秩序。朱剑凡万万没料到许克祥、何键等人之所以肆无忌惮正是汪精卫、陈公博、唐生智等人的默许并暗中支持。唐生智一边假惺惺地表示他要“采取必要措施，制止混乱滋蔓”，一边又密电何键：“抓住朱剑凡等激进分子，剪除共党羽翼，扑灭湘省赤祸”，真可谓用心歹毒。当时，朱剑凡的处境相当危险，随时可能被反动军队捕杀示众。许克祥、何键对他悬赏通缉，又抄了他的家，查封了周南女中。幸好潜伏于何键第三十五军军部当参谋的一名中共秘密党员冒着生命危险设法把两份特别通行证递交给朱剑凡的助手熊雨清。朱剑凡化了装，通过层层哨卡，几经周折，才脱险到达武汉，受到李富春、蔡畅等人的接待，住在汉口原湖北督军萧耀南的大宅院里，暂时获得安全。此时的朱剑凡仍然闲不住，他组织了省城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大会，担任大会主席。他经常走上大街发表演讲，或在革命群众集会上讲话，声讨反动力量，揭露敌人的丑恶面目。

1928年初，组织考虑到朱剑凡的政治身份已暴露，安排他和家人从武汉去上海，住进公共租界里的四摩尔路枕泉坊31号石库门旧宅，这里是我地下党中央的一处秘密机关，由军委书记周恩来直接负责领导，对外不轻易启用。这个机关主要用于地下党高层干部紧急碰头开会，有时也暂时收留一些烈士遗孤和家属，提供食宿。许多党内同志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处机关。房屋承租人为老共产党员熊瑾汀，他与朱剑凡是湖南大革命时期的老战友，过去关系就不错。朱剑凡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以寓所作为党组织秘密接头和会谈地点。

孙炳文在1927年被捕壮烈牺牲后，他的女儿孙新世、孙维世一度与母亲任锐失散后流落上海街头，生计维艰。周恩来知道后甚为不安，安排人多方寻找，找到姐妹俩后便悄悄送至枕泉坊31号宅院。朱剑凡等老革命者对于这对烈士遗孤十分爱护，让姐妹俩换上新衣，以有限的经费尽量改善伙食。朱剑凡还教孙氏姐妹俩补习功课。几个月后，组织上派出交通员将她俩安全地送往安徽枞阳的浮山中学，交付给同情中共事业又与周恩来等是忘年之交的老同盟会员房秩五先生。毛泽东妻子杨开慧在长沙被反共军阀何键杀害后，她的三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也曾一度流落于大上海，处境艰难，成了缺衣少食的流浪儿。后经上海地下党组织全力寻找，几经周折，终于将孩子找到（当时毛岸龙已病死于孤儿收养院），送到枕泉坊31号宅院寄养，朱剑凡、朱瑞绶等老同志看到面黄肌瘦的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忍不住流下泪水，甚为心疼，也情不自禁地想到他俩父母毛泽东与壮烈牺牲的杨开慧，想到笼罩在白色恐怖中的故乡长沙，甚是百感交集。他们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毛氏兄弟的生活起居，直到数月后组织上安排由思想进步同情中共的牧师董健吾暂时收养下毛岸英、毛岸青。

1930年朱剑凡按照党的指示转而参加公开的社会活动，作为发起人之一随宋庆龄、杨杏佛、鲁迅等发起组织了自由运动大同盟，反对蒋介石政府推行的反动政策，宣传抗日，保护人权。过度的辛劳损害了朱剑凡本来就病弱的身体，1932年夏他因胃癌辞世，葬于上海公墓，享年49岁。朱剑凡鼓励子女从事革命活动，自己亦曾提出入党要求，但壮志未酬便去世。毛泽东对他这样评价：“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正大光明，可惜死得太早了。”

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表彰朱剑凡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于1953将他的遗骨从上海迁葬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张唯一为朱剑凡及妻魏湘若合葬墓碑题写墓志铭日：树植女权，肇公之业。拥护革命，竟公之节。全公业者有夫人之懿德：成公志者公己寄期望于嗣哲。物化歇墟，魂萦新国。公之精神其不灭。1967年，曾有红卫兵要去八宝山掘朱剑凡的坟墓，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熊瑾玎（参加过新民学会）闻讯前去制止，告知：朱剑凡生前是毛主席的知交，他的坟动不得。朱剑凡的坟因此保存了下来。

朱剑凡属于国民党左派，但和共产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最早接触的共产党人当属在日本认识的吴玉章和林伯渠。徐特立先生作为周氏家塾第一批老师之一，与朱剑凡先生的交情也最为深厚。据朱仲丽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曾多次提到朱剑凡。有一次在北戴河，徐特立对朱仲丽夫妇说：“我认为这是个奇迹，像朱剑凡这种人，出身于贵族书香的子弟，良田上千，屋舍成街，怎么会主动地为穷人谋幸福呢？真值得研究。”

朱剑凡很激进.把自己的很多房子和花园赠给学校使用。由这位著名的教育家开始，朱家三代人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多达数十人。朱剑凡的八个子女中有六个是共产党人，他的长儿媳也是共产党人，次女婿萧劲光（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大将）和满女婿王稼祥更是有名的共产党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剑凡的小女儿朱仲丽曾在上海东南医学院学习，后来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便从事医务工作。她给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央首长看过病。跟王稼祥结婚后，又一直生活在政治高层圈子里。丰富的阅历，成为她退休之后的创作源泉，曾轰动一时的《江青外传》和《女皇梦》便是她以笔名“珠珊”所著。1982年，朱仲丽以67岁高龄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若干年后，早就从外交官岗位上退下来在家安享晚年的朱剑凡长子朱伯深，每当回忆起当年与毛泽东在武昌东湖畔无拘无束的交谈时，心情仍然激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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