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洪武二十一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的孙子脱吉思贴木儿战败以后，北走土刺河畔，为其部下所杀。北元内部陷于混乱，分裂为三大部：鞑靼部，瓦刺部和兀良哈部。

在这三大部中，兀良哈部与明廷关系最密切，而鞑靼部势力最强大。“鞑，即蒙古，故元后也。”（《明史 列传215》）鞑靼仍传蒙古汗，从脱吉思帖木儿死后，又两世传至坤帖木儿。永乐元年，坤帖木儿为鞑靼别部首领鬼力赤所杀，鬼力赤去元国号，称鞑靼可汗。鞑靼另部首领阿鲁台又杀鬼力赤，立坤帖木儿之弟本雅失里为可汗，阿鲁台自行专政，势力强大。

“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鞑靼西。元亡，其强臣猛可帖木儿据之。死，众分为三。”（《明史列传216》），分别由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三个首领执政，与鞑靼对立。

明廷对蒙古各部采取“恩威并施”，羁糜和防御并用的政策。在兀良哈部设三卫，封其大小首领以各种官职。瓦刺部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大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东王。到永乐八年鞑靼部被朱棣击败后，阿鲁台表示内附，明封其为和宁王。

但在永乐年间，鞑靼和瓦刺虽名义臣服，却经常骚扰明廷北部边境，鞑靼还策动兀良哈在辽东侵扰。所以，明成祖朱棣从永乐八年到二十二年曾动用五十万大军，先后五次亲自率兵出塞，重创鞑靼、瓦剌二部，尤其是阿鲁台的鞑靼势力，并在第五次出征的回军途中死去。随后阿鲁台又被瓦刺部击败，部众离散。由是瓦刺部并吞各部，势力越来越强大，奉元朝宗室脱脱不花为可汗，英宗正统八年瓦刺太师顺宁王脱欢死去，他的儿子也先继承太师之位，一统了长城以北，虎视明廷。

朱棣于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后，为加强边防，在北部和西北部先后设置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九处边防重镇，布置重兵戍守，同时还在沿边修缮了长城。因此，在宣德年和正统前期共二十多年间，总体而言北部边防还算相对平静，这局面持续到正统十四年。

二

英宗朱祁镇，宣宗的长子，乃孙贵妃所出。也有野史说是宣宗与一位宫女所生，出生后即被抱走，由贵妃抚养。即位时英宗仅仅7周岁，由张太皇太后垂帘，内阁三杨（杨士奇、杨薄、杨荣）辅政。到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也已先后因老病先后淡出。英宗年幼，缺乏主见，自然依赖心腹太监为其谋划。尽管明自朱元璋开始就严禁太监干政，这一情形还是出现了。

王振，山西蔚州人，早年也是进士出身，做过官，后因故受牵连被贬职，仕途无望后遂自阉入东官侍奉太子讲读，成为年幼的朱祁镇的启蒙老师。王振谦恭自守，以圣贤之道教导、约束太子，颇得宣宗与三杨的赏识。朱祁镇幼冲登极不久，一次与小宦官们偷偷玩球，被王振碰到，立即予以批评。翌日一早，王振又当着大臣们面责小皇帝行为不端，王振的举动，深受在场大臣们的赞叹。英宗亲政后，还是个14岁的少年，对政治没有热情，而他幼年时受教于王振，对王振的依赖之情很强，就由着王振去处理冗杂的政务，心甘情愿地交出了权力。皇帝既然如此，大臣们也不甘落后，《明史 列传192》载：“帝方倾心向振，尝以先生呼之。赐振敕，极褒美。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赇赂辏集。” 王振终于逾越了至尊的皇帝成为朝政的实际主宰。

正统十四年春二月，瓦刺也先派出使者二千多人进贡马匹，却冒称三干人。王振本来一直就暗中和瓦刺做马匹买卖，关系本来不错。这回遇到对方有欺诈行为，便顺势杀价，下令减其马价，并派使臣把这一决定通报瓦刺，于是双方失和。其实，也先名为进贡，实为侦察。经常贿赂翻译，探听明廷的虚实。也先还曾提出过与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翻译人员私下擅自答应，而朝廷却不知道这回事，在回答瓦刺的诏书中没有允许通婚的意思。对此，也先觉得受到了轻视，于是隙怨加深。

当时，明虽使瓦刺称臣，但默许瓦刺奉元室后人为可汗，对双方而言，臣服和默许都仅仅是一种妥协，彼此都将对方视为潜在的对手和威胁。但王振自高自大，气焰骄横，未把瓦刺放在眼中。驻守山西的官员将领也多为王振的私人，与瓦刺时常发生冲突。反是也先韬光养晦，不动声色地积蓄实力。这一对比，战略高下已然分明。正统十四年入夏以来，朝野即开始流传也先正集结兵马，准备进犯。朝廷已派出要员赴大同、宣府整顿军备，朝臣中也有人暗地南遣家眷，以备不虞，战事已然一触即发。而此时只有王振不动声色，并没有把塞外的游牧者的军事准备视作威胁。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负，呼风唤雨的权力带来了狂妄心态的膨胀，以为区区瓦刺根本不配对抗天朝;二是蓄意，王振是儒士出身，入宫前作过九年碌碌无为的小官，作为书生本色，尚怀有建功立业的梦想，想作出些惊天动地的伟绩。而荡平漠北，大展天威是一个最理想的功业，《明史》载其此前就“构衅瓦剌，振遂败。”主动出兵受朝臣制约，自己没法参与，皇帝也未必情愿，对方来攻就求之不得了。在权力欲满足之后，王振还想再享受一下军事成就感带来的高潮。

就这样，到秋七月，准备充分的也先先发制人，率先动手，联合兀良哈等部从辽东、甘肃等三路进犯作为牵制，自己则亲率大军兵发大同，战争正式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