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蒋琬、费t以及军事接班人姜维，先后苦心经营了近30年，蜀汉政权还是无法摆脱最先灭亡的命运。三人虽然皆是一时之人杰，但与曹魏、东吴的司马氏兄弟及陆抗等人相比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蒋琬、费t只能“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却不顾蜀国国力，九次北伐，并在关键时刻战略战术方面犯下致命错误，加速了蜀国的灭亡。

为何诸葛亮亲手培养的接班人会导致如此局面？

诸葛亮于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四月刘备白帝城托孤后开府治事，治理蜀汉朝政，至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病逝于北伐军中，前后达12年之久。其间，诸葛亮执掌蜀汉军政大权，实行对内以法治蜀，对外联合东吴、共抗曹魏的战略方针，维持了蜀汉政权与魏、吴两国鼎足而立的局面。诸葛亮死后，其培养的接班人蒋琬、费t、姜维等人先后执掌蜀汉军政大权，直至炎兴元年（公元263年）蜀汉灭亡。

诸葛亮选择接班人

刘备死后，诸葛亮以丞相之职开府治事，掌握蜀汉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对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直接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存亡盛衰。

诸葛亮选择接班人，主要在于人才的选择，而蜀汉王朝在人才方面则受到地域条件的制约。蜀汉偏居西南一隅，人才匮乏，正如习凿齿所说“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究其原因，乃是刘备于汉末诸侯割据混战之初屡战屡败，一直无法建立基业，直至赤壁之战占据荆州后才稳定下来，后虽进据益州，并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奠定蜀汉政权的基础。但早在赤壁之战前，中原人才已几乎尽归曹操，江东的孙氏兄弟也招揽了相当一部分人才，刘备所能任用的，除了在起兵之初就跟随自己的关、张、糜竺等人之外，只有荆、益二州之士。王夫之说“曹操又能用人而尽其才，人争归之，蜀所得收罗以为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指的就是这种状况。后来，关羽失荆州、夷陵之战刘备大败，关羽、张飞、马良等身亡，黄权降魏，法正、黄忠、马超等智士大将病故，故蜀汉政权蒙受了严重的人才损失。诸葛亮秉政以后，受客观条件制约，其选择接班人的余地并不是很大。人才数量少，而且质量也远不如曹魏和东吴。“楚之士清，蜀之士躁，虽若费t、蒋琬之誉动当时，而能如钟繇、杜畿、崔琰、陈群、高柔、贾逵、陈矫者，亡有也”。王夫之的这番评论虽有夸大之嫌，但基本上能真实地反映蜀汉与曹魏的人才状况。此外，诸葛亮选择接班人，除了注重个人才德之外，在策略方面与其治蜀的思路是一致的，即以荆州集团为中心，联合东州集团，对益州集团则采用两手策略，即笼络与打击并用之。

刘备占领益州之后，其统治集团内部除了起兵之初跟随他的心腹旧部外，主要存在三个派别，即荆州集团，益州旧有的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荆州集团以诸葛亮为首，主要包括刘备在荆州时加入其集团的荆州人士;东州集团以法正、李严为首，是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维持其统治的政治基础和军事保障;益州土著集团则由益州本地的地主构成，以黄权为代表。早在刘焉父子统治时期，东州集团与益州集团之间矛盾就已经激化。《三国志・刘璋传》注引《英雄记》记载:“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由于益州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中原地区、甚至荆州、江东地区相比，均相对落后;在军事上，益州集团也无法与东州集团相抗衡，一直处于劣势地位。

刘备入益州之后，东州和益州集团在对待新政权的态度上不尽相同。东州集团中大部分为荆州人士，如李严、董和、费t等，因此东州集团同荆州集团有一种地域性的内在联系，对荆州人士占多数的刘备集团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益州土著地主由于其本身未形成统一的强势集团，故对刘备集团存在两种态度，一部分人意欲依靠新的外来势力推翻东州集团，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地位;而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新入主的刘备集团则持有较强的对立情绪。

诸葛亮是荆州集团的首脑，其用人有明显的地域性的倾向，他选择接班人主要集中在荆州集团以及东州集团中的荆州人士，而益州集团中的马忠、张嶷等人，虽才华出众，却得不到诸葛亮的重用。刘备夷陵惨败后，黄权被阻隔在江北，不得已而降魏，而马忠此时却及时给刘备送来5000精兵。刘备极为欣赏马忠的才华，不由感叹道:“虽亡黄权，复得狐笃 ，此为世不乏贤也。”刘备将马忠比作益州集团的杰出人物黄权，足见其才能出众。后主时，马忠在平定南中叛乱后，以政治手腕代替军事行动，治理少数民族地区，“威恩并立，是以蛮夷畏而爱之”，南中地区出现了长时间的稳定局面。马忠在治理南中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过人的政治军事才能，虽然马忠也曾短时间出任丞相参军，但是终诸葛亮之世，其一直无法参与到中央政权之中。与马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荆州集团的马谡。马谡为襄阳大族出身，“才器过人，好论军计”，其兄马良与诸葛亮关系非同一般，诸葛亮对马谡也是“深加器异”。刘备临终时曾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诸葛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马谡给诸葛亮信中则声称“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很显然，由于马谡与诸葛亮的亲密关系，诸葛亮已经将其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培养，“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足见其对马谡的信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即是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结果不仅平定叛乱，且“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他违背众人意见，不用“宿将”魏延、吴壹等人，而任命并无实战经验的马谡作先锋，结果马谡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依阻南山，不下据城”，被曹魏名将张A“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应该说，马谡有一定的才能，作为军师、参谋堪当其任，但不是将帅之才，更不是诸葛亮接班人的合适人选，但诸葛亮因为与马氏兄弟的良好关系，不顾刘备临终之劝诫，对马谡盲目信任，最终导致街亭大败，第一次北伐失利。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诸葛亮误用了马谡，但并不能就此证明荆州集团中皆是“浮华”之徒，没有人能够堪当大任。事实上，诸葛亮培养、考察接班人还是具有一定战略眼光的。他并不是把希望和重任都寄托在马谡一人身上，而且，荆州集团、东州集团，包括曹魏降将在内，都不乏才智出众之士。在诸葛亮不断关注和精心培养下，蒋琬、费t、姜维等人脱颖而出，在政治、军事舞台上崭露头角。诸葛亮临终前，后主刘禅对于蜀汉王朝的最高军政长官的任命不敢擅作主张，派人千里迢迢地从成都赶赴陕西岐山五丈原军中，询问诸葛亮的意见。《三国志・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有如下记载:

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李）福省事，遂因咨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却骑驰还见亮，亮谓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咨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福还，奉使称旨。

诸葛亮死后，刘禅完全遵照了诸葛亮的遗命，“亮卒，以（蒋）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蒋琬死后，又以费t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执掌军政大权。费之后，掌握蜀汉军权的是大将军姜维。姜维是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时收降的“凉州上士”，其是诸葛亮精心培养的军事接班人。陈寿著《三国志》，将上述三人共列一传;诸葛亮之后，蜀汉王朝不置丞相一职，而裴松之与干宝称此三人为“蜀相”，足见诸葛亮接班人对于蜀汉政权的重要意义。以下，我们对这三位“蜀相”的事功分别作一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