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外国人才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自古便有「楚材晋用」这句话。春秋战国时,人才根本无国界。使用番人,其实开始于隋代,只因为它为时极短,所以未显突出。汉民族是比较气度恢宏的,与其它民族相处时,不过分在种族上立异,所以能融合许多少数民族,成为今日的中华民族。
唐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文化与经济集大成的王朝之一,多名族的融合也是其特点之一。除此之外,其实在唐朝,在政治大量任用番将也是其特点之一。以文臣的中书(即宰相)来说,据新唐书表所示,唐代共有中书三百六十九人,其中番族有廿三人。更以武将的节度使来说:番将任节度使者,在开元前只有二人。但在天宝间即骤升到九人、肃宗时八人、代宗九人、德宗十七人,直至唐末共八十五人。
而其实造成这种情况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在隋统一中国之前,是历史上的所谓「五胡乱华」时期,这时候的匈奴、鲜卑、羯、氐和羌族大量迁到中原,并建立国家。这些民族和他们的后代汉化极深。汉番对立的情况正逐渐消失,所以汉番间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同时其中唐朝几位皇帝都有胡人血统,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高宗之母长孙氏;玄宗之母为另一窦氏,都属五胡中的鲜卑族。皇室的人既然已是番汉合流的标志,那么下面的官将番汉合流也就比较正常了。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七年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园,戊午还宫。从上皇(指唐高祖,当时已让位。)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而使用外将在唐玄宗的时候也成为一种名族政策,宰相李林甫便向玄宗建言说:「文臣为将,胆小怕死。而胡人不知书,做不了宰相。但是他们勇猛惯战。另外,又出身寒微,孤立无党。不如使用他们,给以恩宠。他们必能尽死保卫朝廷。」这种立论是很卑下,但却得到玄宗的欣赏。如是在部队里大量使用番人。这也便是天宝年后,番人任节度使者,人数大增的原因。
唐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兵役制窳劣。汉人多不愿意从军。「好男不当兵」的思想在那时即已出现。士大夫家子弟做武官,父兄认为是家门不幸,结果是兵源枯竭。我们读杜甫的《石吏》一诗,便可知晓。汉人文弱、番人G悍,这倒是事实。自唐初起,朝廷即爱多用番将,即使是禁军,里面也杂用了许多番卒。所谓的「贞观百骑」,全是番人组成。番将也的确对初唐的强大,有不少贡献。其中著名的番将有恝何力(铁勒人),哥舒翰(突厥),高仙芝(高句丽),仆固怀恩(铁勒人)等无一不是一时根源。
也有人批评唐代这种重用番将的政策,认为这是祸乱的根源。“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番人。他们起兵作乱、连陷洛阳和长安两京,战祸连绵将近八年,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无数。本来隆盛的大唐,自此就一蹶不振了。然而这种说法明显是有失公允的,破突厥、拒吐番、平吐谷浑、击薛延陀、伐高丽,番将都以其骁勇善战,建立了不少汗马功劳。属下叛变多和上级驾驭无方有关。唐初高祖、太宗、高宗和武则天都是英明的君主。在这期间,叛乱之事极少,规模也不大,没有危害到国家。而天宝以后,差不多都是昏君奸相当道,是非不明、相信小人、爱听谗言。不得不说这才是其真正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