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晚，备受关注的《江苏省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方案》出台，对校外培训机构亮出整治“利剑”。这轮前所未有的整治风暴，备受各方期待，但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家长心态复杂，这次减负能否“标本兼治”？

　　减负礼包，家长点赞却不敢接

　　据中国教育学会的数据，2016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有专家指出，“校外培训机构裹挟家长带着孩子拼命抢跑，成倍放大了家长的群体焦虑。” 国家重锤治理“野蛮生长”的校外培训机构，无疑是给家长和学生送了减负的“大礼包”。

　　“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早就该整治培训班了！”前几天，初一学生家长潘女士，前一条朋友圈刚点赞教育部门查处教培机构违规办学的新闻，下一条朋友圈就为学而思南京分校的营销广告招揽点赞。这条转发广告，宣称收集18个赞就可得到1000元课程优惠。一时间，不少人的朋友圈都被学而思“攻陷”。

　　为什么大家一面喊着“公害”，一面却趋之若鹜？潘女士无奈地说：“女儿学习能力还不错，但从小学起，上课最怕老师说一句，这个你们应该都会了。现在初中上了名校，情况更严重了。” 潘女士告诉记者，由于大多数人在补习班已经“吃饱”，很多知识点老师都一带而过。没“加餐”的，很容易掉队。

　　“以前是最差的和最好的补，现在是全民补习，都成了刚需了，就怕你不上，你的同学都上。”小学生家长胡先生说，自己这两天花1万多元给孩子报了两门功课，其他家长有报了3万多元的。他给记者展示了一条短信，上面写着“民办小学择校课，85%的升学率，名额有限抓紧报名！” “这种短信我隔几天就能收到，我当然知道有夸张的成分，但只要择校存在，就会有择校的依据，小升初时，拥有各种奖状的学生更受名校青睐，到时特长那一栏填啥？万一到时招生又换法子考试了，难道再临时抱佛脚？”

　　采访中，很多家长提出，除了校外培训班，最希望整顿的还是在职老师校外补课，“只要老师在外补课，那么老师花更多的精力放在有偿服务是不可避免的。”

　　优质资源短缺是根本症结

　　有专家分析，家长们对培训机构的爱恨交加，背后更深层次地折射了当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的定位出现了偏差。

　　“校外培训机构，应定位在社会教育，其作用是弥补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不足。” 南京师范大学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飞说，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校外培训机构推波助澜，必然会导致家长在社会教育上寻找更多的资源。

　　“为什么补课热高烧不退，有时候反而是我们课上讲的太少了，把学生推向了社会。”南师附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认为，事实上，绝大多数培训班给不了优质的教育，包括知名培训机构在内大多是“拔苗式”的教育，学生知道答案，但缺乏“为什么”的探索和反思，不求甚解，可塑性往往比较低。

　　殷飞说，培训机构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弥补了学校、家庭教育的不足，比如小班化代替大班教学，用分层教学让孩子有针对性地学习，成为“毒瘤”在于其定位错误，如今很多学校急功近利、想要“掐尖”，而学校在教育主管部门把这条路堵死以后，形成体制外循环模式。“在招生时，特别是中学过分强调优质生源，没有在自己的教育教学改革上下大力气，这方面的偏差带来了教育机构扭曲发展，学校教育如果帮助孩子获得更多更充分发展，就不需要教育机构做这样扭曲、超前的培训。”殷飞说。

　　在各地整治行动中，学校还是重要的一环。“现在孩子学校也收到了下发的问卷，老师都告诉孩子怎么写，这不是教我们孩子从小说谎话？”潘女士说，事实上，老师小范围的办班是普遍存在的，自己在家里补课，有偿还是无偿？怎么鉴定？

　　化解焦虑，学校不能缺位

　　不少教育专家认为，政府部门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也很难减轻当前的学生负担。“现在校外培训机构为什么火爆，是因为社会旺盛的培训需求。”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旺盛的培训需求并不是培训机构宣传出来的，也并非来自于家长不理性的选择。

　　熊丙奇说，这其实也是教育减负一直减不下去的根源所在。“整体基础教育严重不均衡，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有旺盛的择校需求，家长总想进一所更好的学校。我国的中考和高考制度，实际上一直采取的是单一的分数评价，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名次评价。”熊丙奇说，在这样情况下，教育变成了竞技教育，家长为了让孩子获得一定的竞技优势，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在学校教育之外进行相应的教育投入，“政府部门不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和升学考试制度改革，家长对培训的需求就会永远存在。”

　　“如果说这两个目标在短期内存在难度，那么可以从整体减轻学生负担着手，学校尽可能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熊丙奇举例说，日本在实施宽松教育30多年之后发现，由于学生升学压力继续存在，家长送孩子去校外培训机构导致家庭负担增重，孩子的压力并没有真正减轻。在2016年，日本实行“去宽松教育”，朝着“教育强劲化”的方向发展，恢复了一周上课6天的制度，“由学校来提供更多的保障，而不是在减负的口号之下，将学生家长推向社会。”

　　“我们没有权力要求任何一个家长放弃让孩子成功，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殷飞认为，近些年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都取得长足进步，然而学校教育反而出现一些“隐性”的退步，譬如放学后是否能够给孩子义务辅导等问题，很值得我们回过头来思考， “为学生减负并不是让他们在学校更轻松，相反学校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整个教育生态的‘源头治理’，源头还是让学校发挥自己的作用。”

　　本报记者 杨频萍 王 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