佤族,这是,他们的,这一,电影制片厂
以杨光海这次经历写成的文章《独龙江畔》发表在1962年5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上。
动员国家力量创作的影片被蒙上历史尘埃
1958年春耕开始前，云南普洱市西盟区（后改为西盟佤族自治县——记者注）阿佤山的岳宋寨，年轻的杨光海抱着一台苏联产的埃姆摄影机挤在人群中，为了拍到剽牛的瞬间，他不顾一切地往前靠，突然，一头疼痛难忍的牛向他扑来，吓得杨光海连连后退，大拇指一直按着摄影机开关，惊慌中拍下了牛被剽后怒吼挣扎暴跳的情景。
这组精彩的镜头，后来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很高的赞誉。
当时，为了影片的“科学性”，拍摄前，各民族调查组先写出提纲，经领导和专家审查通过后，由学者和摄影师组成拍摄小组，到当地后再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提纲，撰写分镜头剧本，再进入拍摄。
然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民族都发生了变化，一些历史现象和社会结构已不存在。为把被拍摄民族的“社会历史面貌留存下来”，拍摄小组采取了“搬演复原”的方法，被拍摄的村民们成了演员，演绎着逝去不久的生活。
搬演较多的是《苦聪人》。苦聪人（后经民族识别，确定为拉祜族的一支——记者注）一直散居在滇南哀牢山的密林里，20世纪50年代，经过解放军长途跋涉艰苦寻找，将大部分苦聪人迁移到政府安排的村寨定居。
为了拍摄重现苦聪人漂泊在原始老林里的迁徙和“钻竹取火”生活，摄制组安排了一个有男有女、有老人有小孩的家族，在野外露宿，篝火被雨水浇灭，苦聪人钻竹取火，再次让篝火燃起，夺回了温暖。“影片中的雷鸣电闪，刮风下雨，都是后来在北京搞的特效。”杨光海说，“真要下雨，就拍不了”。
摄制组还把别的村寨的人集中到牛塘寨，搬演“男女谈情说爱，吹着芦笙跳着舞”。
这种拍摄方法，在当年设备落后、胶片短缺的情况下，使创作任务完成得较为顺畅。
这批由国家主导拍摄的民族纪录片，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问世后作为内部资料从未公开放映过。它们被放置在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等研究机构里，落满了灰尘。而与这批片子有关的创作者们，也几乎无人知晓。
40年后的199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第一届影视人类学硕士培训班的学生观看了1957年拍摄的《佤族》。
云南省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学者和渊当时是这个班的学生。他说：“影片中的搬演摆拍，让我们这些刚刚开始学习西方纪录电影理论的年轻人，觉得影片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