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2049号，是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的办公所在地。解放前，这里曾先后为租界巡捕房、国民党杨树浦警察分局。红墙历历，见证了近百年的沧海桑田；楼廊回转，映刻着一位位革命志士的舍生忘死、前赴后继，记录了一代代英雄儿女的忠诚奉献和使命担当。

有一种微笑叫做慷慨就义——王孝和

1948年9月30日上午，《大公报》摄影记者马赓伯抢摄下了这样一张特殊的照片，画面中在法庭上微笑的男子是中共地下党员王孝和。看到这样的笑容，很难想象他即刻就要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1948年“申九惨案”发生后，作为上海电力公司工会领袖，王孝和在厂里发动工人缠黑纱、捐款，抗议当局的血腥暴行。同年 4月，国民党当局为镇压工人和学生的民主运动，在全市逮捕各厂工会负责人。4月21日，因叛徒出卖王孝和被捕。

被捕后，王孝和曾被关押至上海格兰路杨树浦警察分局看守所（即今平凉路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他受尽了酷刑，但一个字也没招，用宁死不屈保卫了地下党的秘密和战友的安全。敌人从王孝和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便将他判处死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他,对判决表现异常平静。他说:“死无所惧，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同敌人斗争。”王孝和在狱中写了3份遗书,一份给双亲,一份给怀孕的妻子,一份给狱中的难友。遗书经各监房秘密传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9月30日上午，王孝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4岁。 临刑前，他号召战友们：“为正义而继续奋斗下去，前途是光明的，那光明正在向大家招手呢，只待大家努力奋斗！”

有一种信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警委四烈士

“只要说出谁是同党，我立即保送你和你的夫人到台湾。”

“老百姓都是我们的同党!”

这是军统特务头子毛森与中共地下党员、原国民党杨树浦警察分局警员钱文湘的对话。

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钱文湘与同为杨树浦分局警员的党外积极分子蒋志毅等人接受了寄发信件的任务，按他们平时搜集的住址，准确迅速地把《布告》和警告信寄到反动警官和特务分子的家里。这一攻心战术，对争取多数旧警员，孤立极少数顽固分子，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1949年5月13日晚，毛森连下三道训令，在国民党警察局系统进行疯狂的逮捕，钱文湘、蒋志毅分别在当时的眉州路派出所和隆昌公寓内被捕。毛森曾亲自审问,蓄意要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在一个星期之内进行了几十次的审讯,动用了各种刑具,结果一无所得。

5月27日，上海解放了。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配合下，接管了机关、工厂和学校，也接管了原国民党警察局。而就在7天前的5月20日，黔驴技穷的毛森下达“处决令”，当时隐蔽在上海警察系统的中共党员钱文湘、钱凤歧、刘家栋和党外积极分子蒋志毅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残杀在宋公园（即现今的闸北公园）内，史称“警委四烈士”。

有一种果敢是危难面前奋不顾身——严德海

他一个鱼跃，迎着歹徒手中的利刃跳过1米高的柜台……

2005年1月5日清晨，杨浦区眉州路上一家便利店内发生一起持刀劫持人质事件。劫持者在和警方对峙了1个半小时后，提出要喝水。趁民警送上水杯，他把刀从右手换到左手的一刹那，守候在旁的时任杨浦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大队长严德海一个鱼跃，迎着利刃纵身跳过1米高的柜台，压在歹徒身上。身旁特警队员随即跟上，最终一同将其制服。缓过气来，大家才发现，抓捕过程中，严德海的额头重重砸在收银台边上的柜子上，鼓起了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包。他笑笑说：“这点小伤，没啥，回去用冰敷一下就好了。”

五个月后的一个深夜，杨浦区延吉一村的居民徐某在家中浇汽油自焚。零时15分，屋里传出“轰”的一声，火光从门缝里面透了出来。严德海一脚把门踹开，冲入火海。就在这时，房门鬼使神差般关上，火势迅速蔓延。零时17分，就只过了两分钟，特警队员们冲进屋内，只见犯罪嫌疑人徐某已被严德海制服。室内两桶汽油，一桶掀开了盖子，汽油未动；另一桶剩下2/5的汽油尚未倒出。

当严德海摇摇晃晃走出房间时，大家几乎已认不出这个浑身乌黑的人是他们的大队长。当他被抬上救护车，他还在问：“那边情况怎么样？”当抢救室的医生剪开他的警服时，他还说：“当心我的警官证，把它保管好……”

2005年7月1日，因伤重医治无效，严德海在医院去世。严德海同志牺牲后，上海市公安局为其追记个人一等功，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其为革命烈士。

有一种大爱时刻将群众放在心底——肖玉泉

1999年４月下旬，申城连降暴雨，家住棚户区的陈爱琳家房子多处漏水。无奈的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拨打了不久前认识的杨浦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肖玉泉的“传呼机”。没想到，肖玉泉一“呼”就到。他仔细查看了漏雨的情况，第二天又约了两位战友，推着手推车，运来一车车黄沙、水泥、石子，安遮阳棚、紧楼梯板，盖瓦铺砖、糊墙堵漏,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

1999年４月10日的黄昏，在上海长阳路一家杂货店门前，执勤的肖玉泉看见了坐在轮椅上哭泣的陈爱琳和女儿许佳丽。“女儿吵着要买文具，可我哪里有钱呀？”肖玉泉将目光投向身边的小姑娘许佳丽。因自幼患小儿麻痹症，许佳丽双腿残疾，她爸爸不久前去世，一对残疾母女相依为命，靠政府救济生活。肖玉泉当即掏出身上仅有的100元钱，塞到陈爱琳手中，还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传呼号，“有什么困难尽管呼我！”

此后的多年时间里，只要陈爱琳母女遇有难事，打一个传呼肖玉泉随叫随到。许佳丽没进过学校，肖玉泉四处奔走，说服教育部门破例收下这个特殊的学生；小佳丽功课十分吃力，肖玉泉就和战友工作之余轮流上门辅导；肖玉泉荣立三等功，５００元奖金还没捂热，就送到了陈爱琳母女手中。当别人问起肖玉泉为什么这么做时，他说，“我是一名人民警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要让她们知道，生活困难，是暂时的，共产党的心意，永远都在。

2001年参加APEC会议开道车驾驶培训时，无情的肝癌向肖玉泉袭来。2002年2月15日，肖玉泉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年仅39岁。 2002年4月19日，公安部追授肖玉泉同志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同时命名杨浦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五中队为“肖玉泉中队”。

人民的幸福，是对英烈们最大的告慰，不懈的奋斗，是对英烈们最好的纪念。和平年代不再有枪林弹雨和隆隆炮火，但仍有血与火的考验、生与死的抉择。所谓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清明将至，让我们在缅怀英烈中追寻初心的力量。

(责编：王文娟、轩召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