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绍兴12月8日电(方堃 李典)“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在这条被称之为“枫桥经验”基层治理模式的发源地——浙江省诸暨市，历经56年创新发展，依旧激荡着基层治理的涓涓活水。

今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后，为进一步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诸暨明确了打造“平安中国先行示范区”和“全国基层治理示范区”的奋斗目标和具体路径。

近日，数十位摄影、书法名家实地踏访诸暨枫源村、枫桥人民法庭、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工业新城派出所等地，用镜头和笔触感受着“枫桥经验”的继承发展以及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新尝试。

图为枫桥人民法庭调解室。　李典 摄

“善治”：以民主促和谐

“枫桥经验”起源于农村，应用于农村的基层治理，同时，在农村治理中得以不断发展。

位于枫桥镇东北部的枫源村便得益于“枫桥经验”，因12年来“零上访”而远近闻名。在枫源村的村口，一处标牌上写着“三上三下，民主治村”八个大字。据枫源村村委会主任骆根土介绍，这就是村庄多年来无上访的秘诀。

何为“三上三下”？骆根土说，“一上一下”为收集议题，村两委会从群众中收集议题，并通过上门下访征求意见；“二上二下”为酝酿方案，通过召开民主恳谈会，对方案进行深入和完善；“三上三下”为审议决策，方案提交党员会议审议，经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组织实施。

“三上三下”的内容被印成了册子，枫源村的村民人手一本。“村民有问题，我们就按着这个议程来处理。”骆根土说，这样一来，用法理、村规、道理来劝导村民，以民主治村，从而实现矛盾在村中就地化解。

如今，枫源村凭借自治、德治、法治，结合以互联网的智治，通过“三上三下”实现了全民参与，不断开拓着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之举，为“枫桥经验”注入了时代内涵。

图为骆根土讲解枫源村治村模式。　李典 摄

“浚流”：化矛盾于源头

离开枫源村，汽车驶过几条蜿蜒小路，便来到了枫桥镇。古朴的镇子生活安逸，一片祥和。随着几声悠远的放学铃打破长久的宁静，小镇上霎时充满了孩童嬉笑耍闹的欢声笑语。

走进小镇中心的枫桥人民法庭，大妈调解室、乡贤调解室、行业调解室、代表委员调解室……如此细分的矛盾调解室“各司其职”，各行所长，发挥着诉前矛盾化解的重要作用。

今年，该法庭辖区内某房地产公司因未能依约交付符合“用气”条件的房产，与391户业主产生纠纷。考虑到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隐患，枫桥人民法庭一边对其中个案进行先行审理判决，确定具体的责任承担；另一边主动聚焦矛盾焦点，在政府配合调解下，使矛盾在源头得到有效化解。

“真正为老百姓化解矛盾的，是‘疏’而非‘堵’。”枫桥人民法庭庭长郭志军介绍，该法庭确立了引导调解、特邀调解、专职法官助理调解的“三调合一”大调解格局，同时首创调解劝导制度，以通俗易懂的《调解劝导书》引导当事人选择非诉方式解决纠纷。

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枫桥人民法庭共计收案993件，同比下降11.02%，调撤率为62.32%，可调撤率为90.94%，无超12个月未结案，各项办案质效指标居浙江省前列。

图为一名工人在工业新城派出所咨询办事。　李典 摄

“新拓”：借力打造“平安城”

如果说，农村是“枫桥经验”的启蒙地，那么，在“枫桥经验”由点及线至面的推广中，“枫桥经验”向城市治理的延伸则走出了一条崭新路径。

以诸暨市公安局工业新城派出所为例。该派出所管辖着诸暨市最大的工业开发区，拥有上市企业3家、规上企业124家。“我们辖区企业多、行业多，有纺织业、汽车业、物流业等，要把这些管起来，仅仅靠专业警力是不够的。”工业新城派出所所长冯涛说。

为此，今年3月，旨在打通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的“新城义警”组织应运而生，负责城区的治安巡逻、矛盾纠纷调解、安全守护、平安宣传等。

一个工作总站，下设多个社区、复杂村及专业市场等工作站，“新城义警”采用这种1＋X模式，发展义警千余人，将基层治安的触角延伸到辖区每个社区、村以及学校、医院等重点单位，成为辅助民警的“左膀右臂”。

在冯涛看来，“新城义警”有效整合了各方社会力量，推动形成决策共谋、平安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的城市社区共建共治格局。

从村庄的民主自治、到乡镇的源头治理，再将目光转移到城市的平安共建，“枫桥经验”如一湾活水，不断创新着形式，充实着内容，丰富着现实意义。从历史中走来，向远方奔腾而去，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倚身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虽历久，却弥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