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刚在贸大“蜂鸟”新书发布会上发言。采访对象供图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陈达宏摄

　　杨俊武习惯以60公里/小时的速度看北京。他的棉袄外套了件醒目的马甲，骑一辆每天需要充电两次的电动车，车尾餐箱里的食物，用来解救都市人的胃。

　　杨俊武停在人行道上，克制地等待灯光变换，通常需要等40秒。

　　时间对不同的人意义不同。对上班族来说，时间是按天计，在外卖小哥眼里，时间按分秒计。“你有新订单啦”的机器女声响起后，“时间滴答滴答，每一分每一秒都走在心尖上。”

　　杨俊武是少数愿意等待的人，他的同行以无视红绿灯著称。“前面没车也一直按喇叭，油门加得死大。”马路上留下尖利急躁的喇叭声，惹人侧目。

　　他们是手机屏幕里一个骑着小车的标志，离你越来越近，穿着差不多样式的制服，连面目也相似起来。

　　“时间本来是为人服务的，一旦下单，顾客开始用时间来评价人、控制人。”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廉思过去一年把研究目标锁定在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身上，“外卖、快递小哥是服务者，也是消费者，他们被时间异化控制，倒逼全社会的紧张。”

　　早日成为“万元户”

　　快递员被戏称为“马云背后的男人”，是“互联网的红细胞”。城市郊区的分拣中心每日例行吞吐，快递员在其中进行布朗运动（布朗运动，指微小粒子表现出的无规则运动——记者注），墙上猩红大字写着“多思多劳多收获，敢打敢拼双十一”。

　　“我们国家哪个城市离得了网购啊，包括农村，我们老家乡村里都离不开网购。”一位快递小哥说。

　　19岁那年，王利刚坐一辆卡车从家乡河南许昌来到北京，路上十六七个小时，与一车腐竹作伴。10年后，他将北京生活的物品和记忆打包，坐上回乡的绿皮车，火车刚刚启动，眼泪就下来了。

　　这10年，他送货的坐骑从单车到焊着箱子的电动两轮车，再到三轮车，见证了快递业的发展；从露天不定点到全天候守摊，再到标准室内驿站，他也目睹了货量每年如潮水般的增长。

　　去年12月16日上午，一位山西的消费者从韩国购买了一件商品，快递业2019年的第600亿件快件诞生了。那时，王利刚已经离开传统的快递业，他回到北京的站点看望老同事，发现不过5个月的时间，七成的快递员换了新面孔，老人们照旧叫他绰号“校长”。

　　王利刚以前负责对外经贸大学（以下简称“贸大”）的快递收发，整日泡在校园，吃饭去食堂，生病了去校医院，熟悉每栋教学楼和每间办公室，知道哪里有沙发、哪里有热水、哪里夏天凉快。有的老师找不到同事电话，他翻翻手机，“我这有”；遇到纠纷，就找法学教师请教。当他离开北京，孩子出生时，朋友圈有100多位老师点赞。

　　“我的家庭条件困难，上大学负担更重，高三就不咋学了。”王利刚圆脸，微微发胖，脸颊总是通红，高考落榜后，他四处寻找出路，如今倒把贸大视为母校。

　　家乡的几座工厂日夜不息地冒着烟，高中毕业后，王利刚先去了一家生产烟草的厂子，“特别封闭，枯燥，都是比你年长的人，没有共同语言。”他闻不惯那气味，干了不到一个月，就决定跟亲戚到北京闯一闯。

　　“干快递就适合农村出来的，没见过世面的，非常锻炼一个刚踏入社会的人。什么样的人都能见到，好人、坏人、不好不坏的人。”一位快递小哥谈起择业的初衷，“当然是自由呀，干我们这一行是忙，但是我们也算是自己给自己打工嘛。平时也没人管你，想啥时候看一下手机都可以，要是在别人店里打工，那还不是一天到晚让人盯着？”

　　廉思曾提出“蚁族”概念，在最新出版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No.4——悬停城乡间的蜂鸟》中，他又将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比作“蜂鸟”，蜂鸟颜色鲜艳，快速拍打翅膀才能悬浮空中。

　　在对1692份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后，课题组发现快递、外卖小哥以环京流入的乡镇男青年为主，平均年龄27.62岁。他们穿着鲜艳外衣，在既有的制度设计之外，没有社会网络支撑，只能靠快速扇动翅膀，得以在城市生存。

　　王利刚从小没离开过许昌，对北京的印象是小学课本里的天安门。第一个落脚点在五环外，他跳下货车，心中疑惑，“这里是北京吗？”

　　在贸大附近为月薪1100元的工作发传单时，王利刚发现送快递的月薪能有2000元。去面试，老板先问能不能吃苦，王利刚立下志向，早日成为月薪“万元户”。

　　头一年过年，他拿回家8000元，村里人都说“这孩子不错，挺争气”。薪水随着电商兴起年年上涨，2012年他给家里盖了大平房，2015年快递业光景好，他赚了十几万元。等他把车开回村里时，平时不怎么瞧得起他家的人，也隔三差五跑来说媒了。

　　工作时根本不知道累，哪里需要人，他就往哪里跑。后来他在贸大固定下来，种地一样，守着自己这片田。“我的第一出发点就是赚钱。”他举起手，向空中一指。

　　送快递的朋友们喜欢在发工资那天聚会，大家都是农村出身，在城市里相互照应，多喝两杯总要谈起各种目标，无外乎与钱相关。“今年我要买辆金杯车！”有人在年初放出豪言。

　　“多劳多得，上不封顶，挣钱不要命。”王利刚每天7点上班，有时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双11”一个上午就要送2000单。忙的时候他就睡在三轮车里，铺上纸箱和护膝，枕着背包，关上半扇门，脚耷拉在外面。

　　学校的快递也像种地一样分季节。4月份寄很厚的论文，6月份寄毕业证书和三方协议，七八月份招生院要寄宣传册。女生爱买化妆品，男生爱买电子产品。聚美优品火的时候，满地都是它家的箱子。

　　有的留学生喜欢在拼多多上买手机、电视和平衡车，寄回非洲家里。他把每天几十个寄件需求记在小本上，有时连续接两个电话，就忘了第一个的内容。

　　廉思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北京的快递小哥平均每月工作27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约会、看电影都是奢望，周末只想睡觉。王利刚快30岁时，家里催他回去相亲，谈恋爱要异地。

　　快递小哥对北京的热爱强烈而显著。调查显示，70.86％的快递小哥同意“我喜欢北京”，69.04％的同意“我关注北京的变化”，63.89％的同意“我很愿意融入北京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63.94％的认为“自己为北京发展作了贡献”，可见快递小哥对快递行业于北京贡献的认可度较高。

　　看见单就想送

　　游走在北京街头时，杨俊武比王利刚多了一重身份，父亲。

　　赚钱的渴望是一样的。儿子六年级，因为小时候别人送的一双穿不下的鞋而迷上了滑冰。2022年冬奥会要带动“3亿人上冰雪”，儿子所在的小学评上了冰雪特色校，他也跟着有了机会。小杨的500米速滑成绩为48秒，再练一年，滑进46秒，就能成为国家二级运动员。

　　杨俊武盘算着，只要孩子成为国家二级运动员，再升一级，就能留在北京上学。他对具体的政策不甚了解，但对孩子练滑冰不敢马虎。“体育是个烧钱的行业，在俱乐部一个半小时，最低要150元到200元。”下午两点后正是他的午饭时间，他在贸大旁的美食城里，要了一碗13元的宽面。

　　美食城由一个个外卖档口组成，门外停着各色电动车，外卖小哥见面第一句问候：“干多少了？”摘下手套，他们走进温暖的屋子短暂歇脚。

　　杨俊武把裹着透明胶的充电宝放在一旁，一天下来，2万毫安的电量只剩20%。他跑一单赚7元，儿子的头盔1000多元，流线条优美，他拿自己送外卖的几十元的头盔比较过，“确实不一样，贵有贵的道理。”

　　他一年下来要投入五六万元给孩子滑冰，停不下来，“孩子一出去比赛，看别人的孩子比咱的滑得好，为什么，还是咱们投资少。”

　　杨俊武1984年出生在甘肃陇南，家里一年到头没什么收入，粮食又便宜。他14岁就退学了，在县城跟着大人摆摊卖皮鞋，干了半年多，生意不大好。经朋友介绍，他又去山里挖煤，干了两年，挣钱多，也危险。

　　井下不通风，土炸药刚炸过，洞深五六百米，杨俊武爬到七八十米高的顶上作业，冒出的烟让他头疼腿软，“我当时年纪小，轻巧，出去之后赶紧喊人，工友好几个吐了，就用土方法吃浆水面解毒。

　　那时他戴的普通口罩和穿的衣服都很沉，陈年的石粉在里面结痂，头发长到肩上，一回家，家人都认不出来了。

　　之后杨俊武又随朋友去西安干了3年建筑队。他后来来到北京，从洗碗开始，到做配菜、凉菜、掌厨，在饭店做了6年。然后自己开了两次店，一次经营不善，一次被骗，全赔了。

　　2008年时最惨，媳妇正怀孕，两个人一天的生活费不到10元，杨俊武每天吃大饼卷大葱，省点钱给媳妇做西红柿炒鸡蛋。

　　那时，他在五环外的清河租房，上班在三元桥，每天骑自行车回家。正赶上奥运会，晚上下班，他带三个面袋子，路过鸟巢、水立方的时候，收塑料瓶子，用脚使劲踩扁。第二天送到五环外的收购站，一角钱一个，一晚上能挣八九十元。

　　5年后，他的小家恢复了元气，攒了些钱，在贸大附近开了家川菜馆子。他每天出去给周围的大厦发传单，生意特别好，那时网上订餐刚刚起步，他雇了11个外卖员送餐。

　　随后各大外卖平台纷纷入场，通过补贴抢占市场，吃顿饭只要三四元，甚至免费。“受伤害的是我们商家”，补贴有一半平台承担，一半商家承担。自家的送餐员也被新兴的配送平台抢走。

　　他发现，生意越好越赔钱，白白给平台挣了流量。饭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杨俊武买了头盔，正式成为一名外卖小哥。

　　他身子前倾，脚蹬地，发动了送餐车，冬日里萎靡的树木在他两侧远去，头盔漏风，他换上了线帽。去年北京春天里的一场大风吹倒了一棵树，夺走了一个外卖员的生命。那天他也在外面跑，感觉风也要把他吹倒。去年夏天，上海的一个外卖员在暴雨中死去，但大多数外卖员还是喜欢“恶劣天气”，因为补贴高，订餐量也会增加。下雪时，杨俊武就把头盔戴上，雪水打得眼睛生疼。

　　一位快递员的微信签名是：“你只知道北京，但你不知道北京的冬天有多冷。”

　　超时罚钱，被投诉也会罚钱，如果接单少、取消多，完成率和准时率不达标，只能拿到部分薪水。

　　在线6天，单量足够，也会有奖励。补贴高时，杨俊武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挣好几百元，“只要看见单就想送”，凌晨也不休息，熬得眼睛疼。

　　廉思课题组的学生曾经跟访外卖小哥，后来发现压根儿跟不动。“太快了，上楼也快。有一刻松懈就有一刻没钱。”一位贸大学经济的大二学生曾以为写字楼里的楼梯间是没人走的，后来才知道，一到饭点，外卖小哥会在楼梯上“堵车”。

　　他们常从学校一块缺失的栏杆处拿外卖，人多时，外卖小哥在栏杆外排了一排，天冷，跺着脚，本来就着急，看上去更急躁了。

　　外卖员对时间极其敏感，没人慢慢走，总是小跑。常送学校的人计算好在哪个红绿灯开始打电话，能跟学生同时赶到。“就像我们经济学里讲的最优化，他们都是高手。”调研学生说。

　　等餐的过程杨俊武感到无聊，很想抽烟。抽了两口，又扔下了，还有一单要送往医院。他不喜欢去医院，消毒水的味儿大，电梯排队，还经常有外地人写不清地址。

　　若是送高档小区，他得敲三下门，不能过轻，也不能过重。开门的瞬间有许多可能，有人伸出脑袋说一声谢谢，有人一言不发“啪”地关上门。“我送餐八成都是合租的，做饭不方便，都是年轻人，爱点炸鸡和奶茶，也有人偷偷吃掉室友的外卖。”

　　他从晚上5点送到8点，8点一过，“又便宜咯”，送餐费在高峰期高一些。单价高时，他回家匆匆吃口饭，再出来工作。北京的夜晚，过于明亮的汽车灯迅速穿过黑暗，周围无人走动，只有灰尘一般撒开的外卖小哥。

　　看不见的老板

　　王利刚在老家结婚那天，有一桌客人是快递员，车牌号从豫A排到豫U，几乎全村的人都来围观。

　　老婆怀孕生产前，他决定回郑州生活，买了房，背了贷，本想通过快递公司内部调动回去，却不遂愿。

　　他和媳妇合计着开个卤味小店，也没开起来。王利刚得还房贷，不能闲着，看到街上跑腿的骑手是门营生，入门快、没有学历限制、马上能提现，便决定加入。上午培训两小时，交了押金，下午就上岗了，挣了150元现钱。

　　这家跑腿公司业务广泛，送东西、遛狗、陪跑、发传单、搬货、代排队挂号、排网红糕点、排售卖车位……骑手又叫“跑男”，明码标价地售卖他们的时间。

　　王利刚一天能把郑州市区跑个遍，在地图上跑出许多折线，最能体会什么叫“时间就是金钱”。

　　因为赶时间，他在郑州街头每天都能看见大大小小的车祸，这边一只鞋，那边一只鞋。一位目睹了交通事故的外卖员感到害怕，怕自己就这样死掉，孩子还那么小，他老老实实遵守了几天交通规则，但赚的钱也少了，过了几天，又恢复了原状。

　　王利刚为了赚更多钱，加入了“战队”。战队是20多人的“跑男”群，分享哪里好接单，不会空跑，也一起做任务，团长把单分配给大家，每人要完成一定数量，战队才能保级。

　　在系统里，每个人都有等级。王利刚加入的时间短，只是个“营长”，级别越高，抢单越容易。平台的算法复杂，战力值、经验值、战队币，毫秒内指数级别的运算，事关“跑男”的口袋进项。

　　随着跑单数目增加，王利刚又点亮了屏幕上的一枚勋章。数据会在每周、每月清零，得不停“跑”，才能赢得时间。

　　“看似自由，随时上下线，不被人管，其实被系统管着。”廉思说，“你好像可以自主选择，但一旦点击‘开始’，系统就启动倒计时倒逼机制。”新订单的机器女声，是渴望听到又惧怕听到的监工。

　　“吃饭的时候 ，看到特别大的单子，顶不住诱惑。很烫的面5分钟吃完。”王利刚说，“你不挣的钱，有的是人去挣。”

　　“电脑把你设计成程序的一环，没有情绪、不会疲劳。”廉思说，“系统没有感情，极为苛刻，你不能有一丝懈怠。”

　　杨俊武每天上班，要穿着外卖平台的衣服拍照，上传至系统，那是他从未见过面的老板。以前，快递小哥们不想买装备，借工友的衣服拍照打印出来，遇到抽查就翻拍照片，后来系统不断升级，很快就识别出这种“偷懒”。

　　杨俊武最烦在手机上升级系统，他总是拖到最后一刻被动更新，“以前系统定位没那么准，可以提前点送达。现在越更新越厉害，以前500米可以点送达，现在20-30米，到商家精确到10米。”快速而又高度常规化的通信系统规范他的一举一动。

　　“移动互联网时代，通过服装标识、定位技术和计时程序，实现了游牧式计件制工作的全天候监控。”廉思说，用时间换钱的快递、外卖小哥失去了很多学习提升的时间，限制了更长远的职业发展，“除了电动车驾驶技术的积累和人际交往能力的积累，很难想到他们在其他方面还有什么进步。”

　　2015年7月，快递员作为新职业纳入2015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职业身份首次得到官方确认。但当快递小哥变成快递老哥，出路并不多。

　　“回家开店已经很难实现阶层跃升了，我们曾调查过返乡青年的一些情况，2012年还有白手起家靠自己努力最后买奥迪买房的人，2017年以后就很少听说了。”廉思说。他做“蚁族”研究时，看到年轻人墙上贴着“买房计划书”，感动不已，正是每个个体向上流动的渴望，提升了中国的城镇化率。

　　得到官方确认的新职业也缺乏社会保障。许多快递、外卖小哥对保险一无所知，他们害怕生病，一是没有医疗保障，二是耽误收入。冬天送东西经常在冷热间穿梭，“我们要是觉得不舒服，就会马上吃感冒药预防。”

　　都市生活摆渡人

　　离开北京的前夜，王利刚和廉思几人在学校旁的咖啡馆聊到夜里11点，双方都不愿离去。他知道，过了今晚，与这座城市的联结一根一根断开了。

　　他在北京没有生活，只有工作。“送东西时，看人家围着桌子吃饭，或是路过饭店，里面灯火通明的热闹，那才是生活嘛。”

　　王利刚给自己定下规矩，无论能赚多少钱，过年必须回家。他不敢想象在北京过年，“对这个城市还是有陌生感”。

　　一位小哥提到年后要去菲律宾赚钱，北上广深在他眼里不过是能赚钱的大城市。不少快递小哥希望融入北京，却感觉难以融入。仅48.23％的快递小哥同意“我觉得北京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53.79％的同意“我感觉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只有26.83％的快递小哥认同“北京离不开我”，25.47％的快递小哥认为“自己已经是北京人了”。

　　“穿了这身衣服，你就不能跟人发生肢体冲突，否则直接开除走人。”王利刚说。一位快递员下班坐公交车，即使天再冷，他也要把制服脱掉。还有人说，“我永远不会告诉我儿子，他爸爸送过外卖”。“我刚才买水，穿的是便服，如果我穿外卖衣服，他们很可能不搭理我，或者很敷衍，这就是歧视。那些把自己生活中的痛苦、压力发泄到外卖小哥身上的，包括很多保安和店员。”

　　廉思课题组发现，城市对于快递、外卖小哥，在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拒斥。

　　杨俊武外号“老杨”，是不愿与人相争的人。去年，他送一个凌晨两点的单子，怕屋里有人睡觉，就先打了电话过去。结果这通电话搅了对方的游戏，那人开门就一顿横，“打什么电话，不会敲门？”

　　“我心想，大半夜敲人家门不合适，我打个电话有错吗？”杨俊武又气又委屈。

　　王利刚虽身处校园，也听过学生出口伤人：“你永远就是个送快递的。”

　　廉思表示，从现实世界来看，快递业本质上是进行人与人的交互和沟通的工作，屏幕两端联结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卖家和买家、从仓库到客户，传递的是“物”，更是“情”，是社会信息传递和社会情绪传输的重要渠道，这使得快递小哥成为城市网格化管理的有效力量。

　　他说，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是新型的社会关系重要节点，是关键少数，是发散的“路由器”。

　　王利刚平时跟人笑脸相迎，与客户关系不错，但一旦东西损坏，产生利益纠纷时，对方马上翻脸，他只能打苦情牌。

　　在访谈过程中，一位快递小哥感慨，“快递员就是你手脚的延伸，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手脚都要歧视，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

　　也有温情的时候。王利刚的同事大年初一送快递，别人都很热情，有人送了他100元红包，他在群里反复诉说，感动得想哭。

　　前段时间北京下雪，杨俊武晚上11点送了一单外卖，转身要走时，那位姑娘送了他一个暖宝宝，“今天遇到好人了”，他在群里说。

　　他的孩子滑冰时总贴暖宝宝取暖，他却从没用过。那天，暖宝宝贴在他的肚子上，“真的很暖”。

　　负责访谈的学生对快递、外卖小哥有了新的认识，“以前我从他们手里拿外卖，就像从超市货架上拿东西一样。”她连续点了14天外卖，终于在某天午餐后遇到了杨俊武，和他交谈的过程，让她想到自己的父亲。再点外卖时，她知道递给她餐盒的手背后，也有鲜活的故事。

　　“我来的时候是一个懵懂少年，离开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准爸爸。”王利刚长期背箱子，肩膀一高一低。他被请到廉思新书发布会的现场，红着一张脸，“我的人生多了一段奇遇，被时代记录，被社会铭记。”尽管这些年筚路蓝缕，但他现在有了爱人，有了孩子，有房有车，感到知足，“这一切都是送快递带给我的。”

　　杨俊武每天跑在路上，只要出门，都能收到媳妇和儿子发来的信息，“注意安全”。他笑着摊开手机，展示一个小家的温暖。

　　他20岁来北京时，从没想过能在这待10多年，他的孩子已听不懂家乡方言。他还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时，曾去天安门看升旗，坐了一晚，结果人太多，看到旗时已经升到一半。他没想到，有一天他的同行能从天安门前风光地走过，受万千瞩目。

　　国庆70周年时，一辆载着“彩虹”和“家”的彩车驶来，快递小哥、外卖小哥骑着各色电动车首次亮相群众游行队伍。

　　他们的出现成为新闻，网友在底下留下一个个点赞的拇指。这些都市生活的摆渡人，成为连接城市各个区块不可或缺的基层力量。

　　会上的学者说，每一个世代都是新人类，我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没有任何参照。

　　外卖和快递小哥以自己的形象塑造城市，幻象的城市，神话的城市，抱负的城市，噩梦的城市。新职业如今吸收着巨大就业，也许将来的某一天，这个行业也会消失在时代的洪流中。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杨俊武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