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春节档对于一二线影院来说很重要，但也没有那么重要。春节档的票房在一家影院占很高的比例，是极不健康的，但县城影院的结构就是如此。”

　　“疫情之前，我们70%的影院处于亏损中。事实上，绝大多数城市的影院趋于饱和，单块银幕的产出利润下降，人均观影次数比不上银幕的增长速度。”

　　2020年1月23日，随着《唐人街探案3》《夺冠》《姜子牙》《囧妈》等春节档影片集体撤档，内地一万两千多家电影院同时按下暂停键。

　　撤档前两天，济南新世纪电影城泉城路店经理李言鲁曾感叹，2020年春节档团体订单又一次“疯狂到了年根”，但两天后便遭遇紧急退票。三个多月过去，他从耐心等待到愤怒，再到自嘲“准备出去站街”，最后无奈地在朋友圈做起了微商——“进价出售百岁山”。

　　全国各地影院的“自救”手段大同小异，以卖爆米花和电影套票为主。四川乐山某影院值班经理陈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还有一些影院甚至开始把影厅租借给影楼当拍摄地。

　　影院经理谭东润所在的东莞某小型影院，裁员和离职的员工已超过一半，留下的基本是管理层。冷清的景象让谭东润不由得怀念过去几年的春节档：大堂里挤满了排队进场的观众，商场三分之一的人流都涌向这家只有6个厅的中型影院，一些观众还会开心地给影院工作人员发过年红包。

　　陈航经历过9个春节档，眼看着网络购票兴起、影院数量激增，再到行业外的投资者争相往里“挤”，仿佛“钱投进来就会蹭蹭蹭地往上涨”。据灯塔数据，2014年-2019年，一线城市的影院从552家增长到1156家，二线城市则从1751家增长到4102家。

　　武汉青山区丽江广场三楼的银兴炫丽影城，1月23日开业当天便关了门。1月20日，该影城经理张坤排完了大年初一的片子，信心满满地认为，“虽然春节档只有十几天，但是对于很多影院来说，春节档是影院票房最高的档期”。

　　张坤2007年开始在影院工作，曾竞标过五六家院线失利，后来找到一个新建的小型商业体，投资了近300万元，开了一个四厅共240座的小影院。如果正常经营下去，他预计五年之内能够回本。

　　张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些年我几乎没有安心看过一部电影。说实话，我不在乎一部电影评分有多好，卖座的影片就是好影片，我只关注它的票房和上座率。”《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当天，张坤看到原本几近满座的影厅中途走了八成的观众，第二天就迅速撤掉了排片。

　　现在，张坤每个月会去两次影院，检查一下放映机的状况。由于放映机的电池需要充电，一旦没电，机器可能出现故障，检查设备是大部分影院目前仅有的活动之一。

　　“影院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倒闭？尤其是像我这样加盟的私人影院，一旦资金周转不过来，房租、银行贷款支付不起，最容易倒闭。”张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3月中下旬，新疆、吉林、内蒙古等省份的影院曾短暂复工，但很快被叫停。李言鲁梦见影院复工的一幕：观众戴上口罩，观看《红海行动》，片前龙标刚播完便突然卡住，人群骚动起来，主管告诉他“有人举报不能放映”。李言鲁在“咚”的一声后惊醒，原来是孩子睡觉掉床下了。醒来后，他有点怅然。

　　1谁“绑架”了一二线城市电影院？

　　2009年，影院投资者卢琛和朋友合伙投资了深圳一家5个影厅的影院。2010年《阿凡达》上映时，这家影院的《阿凡达》电影票卖到了每张150元，甚至还有黄牛抢票，“一部电影的收入就能把影院的成本给收回来”。

　　2010年到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从101亿元增至440亿元，影院数量也从两千多家增至六千多家。最初的几年，场租低、影院数量少、票价高、现金流多——那是卢琛记忆里最好过的一段日子——“一场电影即使只有一个人看也在赚钱”。

　　电影市场繁荣使行业外的资本开始涌入院线，地产开发商也投资盖起了影院。由于影院建造需要考虑高度、间距等问题，开发商甚至会为影院在商业体中特别留出位置。在一二线城市，“一个商体搭配一家影院”成为标配。线上售票尚不发达时，影院通过线下售票和储值会员卡获得了大量现金流，影院老板得以在其他行业进行投资。

　　长春某商体小型影院经理田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经营电影院是一个边际效益递减的过程，成本一直没变化，亏损两年后，没准就回本了。大家跑马圈地，先盖起来营业，反正这个区域占住了，至于经营和整合的事儿以后再说，即使真的亏损，也能为商体持续带来人流。”

　　“一家6个厅的影院光设备费要将近300万元，仅仅是放映设备，一块银幕也要8万-10万元，大一点的十几万元，一张座椅造价1500元，5个厅以上的影院，成本就没有低于1000万元的，真金白银投进去的钱。”卢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5年线上票务平台竞争白热化，票房迅速超过400亿元。在猫眼、淘票票、百度糯米等线上平台的“票补”政策扶持下，受9.9元到19.9元不等的低价格刺激，大量的三四线城市观众开始走进电影院。

　　2019年，我国的影院银幕数突破六万块，位居全球首位。

　　然而，影院的票务收入通常仅占票房的45%，其他收入几乎依靠小食、广告等非票务收入。“正常的情况下，票务收入能与房租、人力、电费等成本持平已经不错，那么最后赚的就是爆米花的钱。”卢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卢琛分析，2015年后，电商票补大行其道，线上售票平台变相“绑架”了电影院，线下售票和会员卡带来的现金流也逐渐减少，影院有时不得不买广告讨好电商，以获得较好的线上位置。“你为了挣钱被发行方捆绑，发行方找过来，你给我百分之多少的排片，我给你多少钱，即使你知道片子很烂，但你还是想拿这笔现金，因为不用分账。”

　　卢琛推断，2015年后入场的影院，几乎很难赚到钱了。其间，租金一路水涨船高，至少增长了2-10倍。卢琛曾去天津一家影院考察投资，一年的租金达到了1200万，后来被他人租下，年票房不到2000万元，票务收入仅900万元，连每年的租金都负担不了。北京一家10个厅的影院，以前每个月银幕广告费能到10万元，现在仅为3万元。

　　张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一线城市一家六厅以上的影院，年票房达不到一千万元，就属于经营状态不好。

　　2017年，卢琛在北京投资、经营了一家六厅影院，在深圳也投资了几家影院。现在，他投资的北京影院东西两侧2公里各多了一家竞争的影院。2019年，卢琛在北京的影院票房是460万元，目前仍处于回本阶段——每年场租150万元、12名员工人力支出70万元，电费120万元……

　　“现在，北京能找到一年一百多万租金的地方不多，几乎所有城市都有新建影院的补贴政策。”卢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影院的单一性也打垮了影院。由于影院拿的是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除了放国家允许的在映电影，做什么都是违规的，影院一旦停工，场地只能空着，有影院租借给影楼拍摄严格来说也是违规的。”

　　春节档撤档后，原本在院线上映的《囧妈》最终以6.3亿元价格卖给字节跳动，并于大年初一上线视频平台免费播放，因而招致部分院线的联名抵制。卢琛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个例”，“2015年票补之后的第五年，视频平台开始绑架电影院”。

　　“一定程度上，我也欢迎视频平台，但它们不该抢夺头部电影，应该去腰部。”卢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应该出现像奈飞这样的公司，电影市场就变成三档，底部是网络电影，再往上是适合APP的腰部电影，最上端是院线的头部电影、文艺电影或实验电影。”

　　2“县城影院只有春节档和非春节档”

　　卢琛仍记得，2013年2月10日大年初一，周星驰的《西游·降魔篇》上映，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最终收获了12.47亿元的内地票房。渐渐地，春节档开始成为头部影片的角斗场，卢琛与同事再没有在春节档休过假，直到2020年春节档影片集体撤档。2019年，春节档影片票房占据内地电影总票房的六分之一左右。

　　2019年春节档，电影票价全面涨价。李言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你提前半个月预售，发现都不愁卖之后，大家一步步将票价提高，再加上票补从预售到正式售卖越来越低，所以票价的整体价格增幅比较大。”

　　卢琛之前做过影片发行工作，经常与国外的电影公司打交道，他发现国外并没有如此明晰的档期概念，头部影片也不会集中在某个档期。“头部电影扎堆上，侧面培养了观众的观影心态，现在观众如果不看电影，往往是因为还没有到档期。”

　　“为什么大家觉得电影市场繁荣？档期集中时，观影人群扎堆造成了一个假象。但春节档赚70万和平时赚70万不是一个概念。”田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它们的利润是完全不一样的，票价高、观影零食消费也会增加，谁过节不喝个可乐吃个爆米花？”

　　某连锁院线区域经理彭凯目前管理包括二三四线在内的16家不同规模的影院。他认为，县城影院在当下受到的冲击很大，因为县城影院全年票房的六七成都依赖于春节档。湖北咸宁市通城县华夏影城店长李进轩说：“县城影院只有两个档期，春节档和非春节档”。

　　河北某县城影院店长刘婧最初听说自己的老家要建影院，甚至半信半疑——“我们那地方开影院有人看？”2017年，该县城第一家影院开业。现在，春节档的票房已经占到了年票房的八成。2018年7月，《哪吒·魔童降世》上映，尽管8月才在刘婧所在的县城流行起来，热度却持续到密钥（注：影院放映影片时必须使用的密码，有效期视具体影片档期而定。）结束。“就靠着这一部片子，我们影院活了好几个月。”刘婧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湖北汉川市马口镇华夏影城店长方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9年10月，马口镇入选“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这个工业镇上唯一一家影院的年票房在250万元左右，春节档票房占到了40%，这已是县城影院中相对较低的票房比例。一二线城市影院的春节档票房一般仅占20%-30%，甚至更低。

　　“尽管春节档对于一二线影院来说很重要，但也没有那么重要。春节档的票房在一家影院占很高的比例，是极不健康的，但县城影院的结构就是如此。”卢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西游·降魔篇》上映的同一年，县城影院建设在政府的电影院补贴政策支持下高歌猛进。2014年，庄晗来到河南当时还是国家贫困县的某县城影院工作，这是该县城的第二家影院。该县城的第一家影院于2012年入驻，2017年，第三家影院入驻。第三家影院入驻后，庄晗所在的影院开始面临亏损。

　　李进轩估算，县城影院一般在6个厅左右，人员支出每个月在4万-5万元，水电1万元左右，租金在2万-3万元，建造总成本平摊到一个座位上相当于一万元左右。

　　对县城影院来说，春节档变得更加重要。庄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春节档里无论什么影片都能受到人们的好评，而且我们可以用高于发行价的价格售票，平时我们为了拉拢观众自己做票补，发行价25元，我们只能卖到15元或更低的价格，基本没有利润，甚至赔本”。

　　庄晗每年都会看到很多影片，但能撑得起票房、并给影院带来收入的，只有几部。淡季时，没有观众愿意走进电影院，一个场次甚至不到五个人，还不够最基本的电费。淡季的观众以学生为主，《诛仙》上映时，庄晗路过影厅，看到十几个学生模样的粉丝每次都会在肖战出场的时候大声欢呼。

　　华夏天达电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区域总经理刘迪感叹：“现在县城影院竞争激烈到什么程度呢？一个不到10万的县城人口，有的地方竟然有五家影院，骇人听闻。现在五年能收回投资算非常好的项目，八年能收回算是不错的，亏的占绝大多数。”

　　3卖电影院，除非是疯了

　　据媒体统计，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范围内两千两百多家影院类公司倒闭，5328家影视公司注销。据卢琛分析，疫情期间，高昂的房租压垮了一些经营较差的二三线影院，“电影院几乎没有流动资金”。

　　南方周末记者致电多家已经注销的影院类公司。其中，庄河市海天影剧院称“疫情前已有关门打算，此次注销和疫情无关”，广西优龙影院投资有限公司回复“不想讨论，我们活都活不下去了”，临沧艺佳影城有限公司则表示“全部关门，已经全部卖完”……

　　电影数据分析师董兆杰则认为，一些电影院宣称的倒闭其实是一种“假死”，影院之后仍然会恢复运营，尽管影院的管理公司变了，但背后的投资者不变。即使是影投公司之间的交易，更需要在交易完成后再注销。用于免税和走账的公司暂时没有流水、影响法人信用、方便裁员等都是大量影院类公司注销的原因。

　　“等到10月突然再来一个‘哪吒’，一些说自己‘倒闭’的影院还会回来赚钱，不像餐饮行业，不做了就全拆了。”董兆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疫情暴发之前，一家正常盈利影院的转让费至少是年票房的数倍。卢琛记得，广州一家开业两年、拥有三千多万元票房的影院，在2019年初卖出了上亿元。这段时间，他总能在行业群里看到出售影院的消息，但至今没听说有一个影院卖出去的。

　　彭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市场上已有人开始收购二手影院设备，基本为半价收购。

　　“疫情不会让影院一下子倒闭，他们过去都活得好好的，有自己的生存手段和技巧。但不排除一些微亏或微赚的影院想借机抽身，找一些人接盘；或者确实经营惨淡、连续亏损，比如一些煤矿主当初开了小影院，这时候可能想赶紧退出来了，但谁会愿意接这样的盘？”董兆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董兆杰提到的生存手段包括“偷票房”，通过瞒报部分票房，获取该部分票房的全部收益。“那些坚持不偷票房、又没人看的影院，不用这时候‘死’，去年就倒了一批了，但总有人愿意再顶上。”

　　多位影院经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登记上报票房的影院有一万多家，但还有很多影院并不上报票房，以及只上报一部分票房的偏远地区影院。很多地方的小影院年票房甚至不到一百万元，却能长期经营下去，被认为有“偷票房”的嫌疑。

　　“你没办法判断建影院的目的，一些县城影院就是为了套取电影院补助，影院盖了，也知道没人看，但能拿国家的补贴去做别的事情。电影院从来都是作为重资产去运营，电影院的流水高于饭店，银行的贷款也会增加。”田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一位出售影院设备的卖家最近做起了影院出售的中介，帮助完成了三单交易。据他介绍，上海的几位私人老板正托人四处收购一线城市影院——要么票房较好，最好在1500万以上，不低于1200万；或者地段较好，但收购价格仍然压到票房的一半甚至更低。“他们只要北上广深，我一个武汉客户，有一家1600万元票房的影院，他们都不要。”

　　卢琛感到不可思议：“如果半价收购是真的，那说明影院老板是抱着止损的心态，要彻底离开这一行了，否则是不会让你这样抄底的，除非疯了。”

　　4“这是新一轮的重启”

　　“疫情之前，我们70%的影院处于亏损中。事实上，绝大多数城市的影院趋于饱和，单块银幕的产出利润下降，人均观影次数比不上银幕的增长速度。”青岛某大型影院经理王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中国电影家协会发布的《2019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的人均观影为1.23次，与日本的1.33次相近，但远不及北美的3.59、韩国的4.24次。

　　根据灯塔数据，2019年一二三四线城市的票房共计639亿。其中，一二线城市票房较2018年增长不足5%，三线城市为7%，三者的上座率均在10%以上。尽管四线城市年票房增长达到了9.4%，但上座率仍然只有8.4%。

　　2019年全国电影总票房643亿元，四线城市以下的影院票房仅为4亿元。卢琛调侃，“一年六百多亿的票房‘双十一’15分钟就创造了这个数。”

　　影院停业后，刘婧不得不放弃靠“春节档”一次性完成大半年业绩的期待。影院复工迟迟没有消息，影院每个月的支出在10万元左右，同事也跑了一半。影院会员在微信群里发信息安慰刘婧：“以前看场像样儿的电影都做不到，直到你们出现，默默等待就是支持，直到影院复工，一起看一场期待已久的电影。”

　　过去一年多，刘婧最头疼的就是如何培养县城影迷，增加他们的观影次数。刘婧用了很多过去做服装销售时的策略：和商家一起做活动、联合培训机构来影院办活动拉人流……儿童、学生、事业单位职工都是她的目标顾客。

　　整个县城城区不到七万人，会员数很快就突破五千。最忠实的一个影迷，每周都会来两次电影院，看完上午场之后，买个盒饭在影院快速吃完，再继续看下午场，有时还会带着客户一起过来看，一边看电影一边拓展业务。

　　刘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县城观影习惯有限，观影需求有限，加上影片质量使得县级影院票房数据一直难看。”

　　方敏认为，县城乡镇的观众更喜欢大明星、大导演和故事性强的，“故事情节跟流水线一样不行，一定要特别起伏，一些喜剧片很受欢迎”。

　　县城的影院存在滞后性，很少有人来看首映，但在电影发酵一周之后，电影院的观影人数会慢慢增加。刘婧记得有两个例外——《地球最后的夜晚》和《爱情公寓》——首映的时候人数突然增加，第二天影院又空掉了。

　　相对于进口大片，国产片显然在县城影院更加卖座。2019年《复仇者联盟4》排片多的时候，还有人跑来对刘婧说：“我们不喜欢美国片。”

　　李进轩也发现，一些市场表现很好的进口片在县城里并不卖座。

　　2019年上映的《复仇者联盟4》在猫眼想看人群的用户画像显示，一二线城市用户占55.7%，而《我和我的祖国》在四线用户的比例占26.5%。

　　2019年国庆档影片上映，庄晗没有想到《我和我的祖国》受到县城观众的欢迎。“没想到有情怀的人这么多。”

　　一直到现在，也会有人跑来问庄晗：“你们还放不放《战狼2》？”

　　方敏特意为小成本电影《平原上的夏洛克》留好排片，“觉得可能类似于《驴得水》，有一些冷幽默能讲出深度”，结果卖得并不如意。而《南方车站的聚会》因为拍摄地之一在马口镇，倒是吸引了很多观众去看。

　　“有些时间点，县城顾客常常都是包场看，但到了那个点我们还会给他排一场，比如《海上钢琴师》，给这些文艺青年。”刘婧说，还有一些顾客看电影只为体验3D效果，无论什么影片，只要是3D都愿意去看。

　　对于一些人来说，影片也并非仅仅是文娱活动。2018年，《我不是药神》上映。谭东润所在的影院迎来了保险和银行机构的包场，这些机构特地邀请顾客观看影片，影片放映结束后，顺理成章地推销起自己的保险、理财产品。《老师好》上映时，学校会包场组织学生观看，进行主题教育。

　　平时，影院也会遇到一些机构包场，但并不限定影片类型。“他们只想包一部电影，只考虑价格预算和时间，一起上映的两部影片，他们只会选择价格低的。”谭东润说。

　　电影院播什么电影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影片播放前，机构向影院“租借”来的宝贵的十几分钟时间：机构的推销、演讲、抽奖一气呵成。李进轩在县级影院还接待过一个手机的直播发布会，放映机连接外网直播发布会后，该公司员工随便挑了一部电影。

　　去年此时，春节档早已过去，县城务工人群返城，县城的电影院也已进入淡季，刘婧以此安慰自己。

　　身处一线城市的卢琛则忧心忡忡。他最大的困惑不是如何扛下去，而是不知道还要扛多久。灯塔数据《2020年中国电影市场复苏策略报告》显示，5月底-6月初是用户对影院观影心理恢复的分界点。截至目前，无确切消息显示影院的复工时间。

　　“乐观估计，可能是6月，如果那时候开，前两个月肯定没有太多人，等到国庆档，头部影片可能会带来小的高潮，但也只能恢复到往年国庆档的40%，再经过12月和明年1月预热，2021年春节档如果可以达到2019年的一半，我觉得才证明这个市场回暖了。”田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4月29日，国家电影局召开电影系统应对疫情工作视频会议。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晖分析称，目前估算全年票房损失将超过300亿元，并表示将给予电影院特殊扶持政策、协调减免租金、推动电影专项资金给予贷款贴息，支持各地购买发放电影票券。

　　五一期间，北京国际电影节联合爱奇艺将举办春季在线影展，其中《婚姻故事》《一百零八》《春潮》为独家展映，在线观影票售价为12元，并限制在线观影票的数量。

　　“复工并不是从暂停的地方继续开始。”李言鲁感慨，“这是新一轮的重启”。

　　（应采访者要求，陈航、谭东润、卢琛、田佳、彭凯、刘婧、庄晗、董兆杰、王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