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创办养鸡场的大学生熊英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家里的2000多只走地鸡滞销，耽误一天就是400多元成本。今年5月，自己在杭州的帮扶下做起电商，借本地养鸡全产业链及杭州余杭一场公益直播活动，把土鸡卖到北京、上海等地，“我还会继续做电商，争取开创一个自己的品牌。”

位于从江县的杭州东西部扶贫协作百香果示范基地。　张斌 摄

　　从输血到造血的扶贫模式之变，在天柱县的土鸡产业能看到雏形：2018年，杭州建德市三弟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被引入天柱，使当地土鸡产业短时间内形成生态养鸡全产业链。

　　2019年，已退休的刘诚平到从江一中担任校长。这所学校往年高考本科录取率约10%，而在刘诚平曾担任负责人的杭州学军中学，这一数字超过90%。

　　受疫情影响，高考被推迟到7月初。从江县第一民族中学(下称从江一中)的高三学生亦将迎来最后的挑战。

杭州帮扶从江一中的部分教师(左4为刘诚平)。　张斌 摄

　　丹寨县扶贫办副主任、杭州挂职干部徐赟回忆，2018年，经过调研，当地决定引进浙商——浙丹公司在丹寨县试种吊瓜，并投入资金帮助产业启动。东西部思维的差异与碰撞随之而来。

　　正在熊英的养鸡场进行直播的天柱职校电商专业学生龙榕说，自己原想毕业后去外面工作。现在，杭州的老师手把手教电商、直播技术，让她更想留在天柱，帮助销售家乡特色农产品。

正在榕江县月亮故乡非遗文创中心“千匠百艺”扶贫车间工作的妇女。　张斌 摄

　　学校举行高考誓师大会那天，杭州来的老校长刘诚平在食堂自费备下一头大黄牛。“本地孩子都喜欢吃牛肉。那天打饭的时候，听说有牛肉，很多女生跑的比男孩子还要快。”刘诚平说。

　　“我们已经把熊英的养鸡场定为天柱职校电商基地。”今年到天柱职校挂职副校长的杭州市临平职业高级中学教师汪赟说，由于职业教育理念的落后，职校学生缺乏与市场接轨的实践。“我们希望让师生把技术真正用到本地发展上，即使最后扶贫干部都离开了，电商的这套方法和市场价值观依旧能引导当地产业更好发展。”

　　实现脱贫需要时间、耐心和复杂的传导机制。这有过教训：一位基层扶贫干部回忆，当地曾经通过发放家禽、牲畜等鼓励贫困户发展产业，“到年底收购时，发下去的猪、鱼都被吃掉了。”

　　在此务工的兴仁镇甲脚村贫困户李道芝告诉记者，自己一家7口人，有4个孙辈，过去家里穷，顿顿吃青菜，饿了就多喝水，现在则“顿顿都能吃上肉”。

　　“希望能有更多师资和资金帮扶从江、帮助学生。这些学生能进入大学，改善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甚至能影响整个寨子。”刘诚平说。

　　贫在生计，困于思维，这是最为根本的致贫因素之一。

榕江县电商服务中心，侗族小伙吴汗军在接受直播培训。　张斌 摄

　　从扶贫到扶智 “先富帮后富”

　　“‘为人民服务’真的不是一句口号。只要心怀人民，为老百姓办有益的事，没有条件也能创造条件，这是我来扶贫最深刻的感受，也会把它带回杭州。”胡彪说。(完)

　　什么是贫困？什么是扶贫？

　　丹寨县发生的改变在黔东南许多地方都可见踪影。

　　扶智成效初现：高考前的测试上，从江一中达到本科录取线人数较往年提高100人，其中一本录取线人数提高3成以上。另一个现象更喜人：从江往年中考前50名的学生往往选择到州府凯里等地就读。今年，优质生源外流势头逆转，从江一中招到更多好底子新生。

　　“只有我们成长了，家乡才会慢慢变好。”与龙榕一样，正在榕江县电商服务中心学习直播带货的侗族小伙吴汗军也有了扎根家乡的想法——他所在的榕江县电商服务中心由杭州帮扶设立，已为3000多人次返乡青年、基层干部进行电商培训，138名学员开设网店。

　　“发展产业要集中土地，开始村民宁愿种水稻等自给自足，也不愿把土地流转出来。一些村干部也比较保守，把搞产业简单当成完成任务。我们选择在烧茶村落地项目，也是因为当地干部比较有经营理念。”徐赟说。

　　“在今年杭州电子消费券‘消费扶贫’活动中，杭州仅用七天时间，帮助我们开设淘宝店铺‘寻黔记’，成交订单6万余笔。”杨晓燕说，通过引入阿里巴巴、网易严选、云集、贝贝网等龙头企业，黔东南全州线上销售能力不断提升，累计帮助销售农特产品9.11亿元。

　　“用有限土地因地制宜创造更多价值。”徐赟说，选择吊瓜与板蓝根种植本身就是实践——吊瓜与板蓝根都是中药材，套种可提高土地利用率，每亩地年均利润可达4500元。2018年当年，这一产业就使烧茶村脱贫——当地之前主要农作物是玉米，仅能满足村民温饱。

　　天柱土鸡的故事，还因杭州电商基因的赋能得到延伸。

　　帮熊英建立并运营电商平台的是一支本地团队——天柱县中等职业学校(下称天柱职校)电商专业的师生。

　　2021年4月，胡彪将结束挂职。挂职期间，他曾亲眼目睹过去只在影视剧中存在的画面——由于经费紧张，一位乡镇干部扛着工具，一起和老百姓给贫困村修路。

　　黔东南全面脱贫的时刻即将到来——按贵州设定的时间线，今年6月底，黔东南仅剩的两个深度贫困县从江县、榕江县需全部达到脱贫摘帽条件。

　　杭黔华鼎服装产业园总经理唐炎认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意义不止在提升西部，还在于推动东部产业转移与扩大内需市场。“我对未来有信心，因为扶贫项目不会终止，本地营商环境也在逐渐改变。”

　　2018年以来，当中国人均GDP逐步踏上1万美元台阶，早已跻身“平均线以上”的杭州，有38名扶贫干部和累计991名医学、教育、农业等专业技术人才自愿选择“平均线以下”，带着东部思维投身黔东南，让两地跨越一千多公里的发展曲线更趋平直。

　　黔东南一位县级干部告诉记者，几年前，扶贫干部到当地最偏远的贫困村考察，仍能见到赤脚走路、衣衫褴褛的村民，“揭开贫困户的锅盖，根本看不出煮的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