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了和平 我们出发

自1990年以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已走过30年历程。30年间，中国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万余人次，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出兵国和出资国。30年间，一批批中国维和军人不畏艰险，前赴后继，为冲突地区和当地民众带来和平与希望

从首批军事观察员到首支维和医疗分队，再到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一个个故事，讲述着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担当和作为，见证着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的不懈努力

1990年，首批军事观察员——

参与维和行动的“开门红”

徐进先

1990年4月19日，中国宣布首次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军事观察员。我和庞延东、陈茂林、徐南烽、耿伟林一行5人，作为中国首批军事观察员，带着祖国和军队的期望与嘱托，飞赴大马士革任务区。30年时光流逝，参与维和行动的经历成为我心中最珍贵的记忆。

我们履职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始建于1948年。我们到任时，该组织下设6个观察组（支队）和4个联络处，所属观察员来自19个国家，任务区包括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以色列等5国。我们5人被分编为两个小组，我和庞延东同志被分配在大马士革支队，陈茂林等3位同志去了埃及观察组，半年后两个小组进行中期轮换。

在为期一年的维和工作中，我们经受了多种磨练和考验。在大马士革支队，我们担负过行动和情况值班、机动勤务、邮车护送、驻在国协调及海关联络等工作。在埃及观察组，我们主要是在西奈半岛，承担驻守观察哨所、实施巡逻、监督停火协议执行情况等任务。

在地形条件复杂、危险事故多发的西奈半岛执勤，迷路、翻车、陷车、触雷、沙尘暴和山洪暴发都是观察员需要面对的考验与安全威胁。单独驾车巡逻的危险性和挑战性极高。第一次巡逻，我就遇上一条复杂难辨的巡逻路线。记得走过几公里，出了一处山垭口，只见眼前一望无垠的沙漠上，3条似路非路的车辙道通向3个不同方向。根据先前了解和查看地图，我选择了中间车辙道前行。可越走越觉得不对头，随即返回山垭口，拿出地图等重新对照判断，沿右侧道路前行才走对了方向。一位同事告诉我，这种车辙道会随沙暴和当地游牧民的迁移而改变，地图及相关标志物有时不足为据。此前不久，就有一位观察员在此地迷失，偏离巡逻线数十公里，车陷沙漠深处，失联26个小时，最终开罗支队出动所有一线力量搜救，才得以脱险。

还有一次是哨所轮换日，拂晓即下起滂沱大雨。我交班完毕启程回开罗时，哨所周围已积水成片。我们穿过一片山间洼地时，积水漫过车轴，雨水冲击着流沙向路面涌来。此后200多公里的返程中，有几十公里断断续续在水中蹚行，险象丛生。当晚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我们经过的那片地区山洪冲毁多处道路，画面中有车辆浸泡在水中，还有大型车辆翻倒在路旁。

由于人少任务多，我们经常处于“单兵作战”状态。在埃及的6个月，我和同组的庞延东短则一两周、长则近一个月见不上一面。加上当时通信条件有限，远离祖国、远离亲人的孤独感不时袭上心头。还记得大约是到任务区的第九个月，我单独驾车沿苏伊士运河岸边巡逻，眺望出海口，一艘中国远洋巨轮映入眼帘。看着桅杆上那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刹那间，我的鼻子酸了，眼睛湿润，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油然而生。几乎是下意识地，沿着远洋巨轮前行的方向，我驱车加速“追赶”，直至规定巡逻线的尽头……

这是我国第一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一些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对中国军队了解甚少。对此，我们有针对性地耐心解惑释疑。驻哨期间，军事观察员需要隔日轮流做饭，轮到我们时，我们就精心准备，既保留中餐特色，又搭配适合外方搭档的口味。我们常常边吃边聊，从饮食聊到中华传统文化，从中国国情与制度聊到中国发展现状与政策等众多方面。我们的国际同行听得十分投入。

在执行维和任务中，我们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用在人民军队这座大熔炉里学到的知识和练就的本领，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从熟悉工作程序到执行具体勤务，我们时时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处处注意为我国我军争高分、树形象。在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上级军官的心目中，我们是精明强干、值得信赖的军人；在大马士革任务区，我们被誉为最好的合作伙伴；在埃及观察组，我们是最“抢手”的执勤搭档。在中期和离任素质报告的各项考评中，我们的成绩全部优秀，无任何事故、违规或差错记录，实现了中国军人参与维和行动的“开门红”。

30年来，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强国强军建设的前进步伐，我军参与维和行动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编制体制、人员规模、行动类型、物资装备等方方面面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坚力量。我为自己是中国首批维和军人中的一员而倍感荣幸。

（作者为中国首批维和军人之一，中国前驻印度尼西亚、伊朗陆海空军武官）

2003年，首支维和医疗分队——

因出色表现收获“免检待遇”

凌 磊

2003年4月7日，主要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2医院组建的中国首支维和医疗分队从沈阳飞赴刚果（金）金杜任务区。医疗队43人中，包括13名女队员，这也是我国首次派遣女军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当时，刚果（金）三股武装力量各据一方，金杜及周围地区在反政府武装刚民盟控制之下，当地还有“马依马依”民兵武装等，冲突不断，维和部队的安全经常受到严重威胁。我们赴任后不久，发生过两名军事观察员巡逻时触雷、造成一死一伤的事件；甚至战区司令在平息派别冲突中被刺受伤。我们驻地铁丝网外，一路之隔就是刚民盟一个架着机枪的哨所。2003年8月的一天，我去战区司令部参加例行的战情通报会途中，一枚火箭弹紧擦着我的车身呼啸而过。

在兵荒马乱的环境中开展医疗救治，危险性很大。作为医疗队队长，我深感责任重大。6月的一个下午，一名刚民盟士兵被塞内加尔维和分队军车不小心撞成重伤，送进我们分队时颅底及全身多处骨折，昏迷不醒。不少刚民盟士兵陆续闯入营区，和塞内加尔分队发生对峙，双方架起机枪，冲突一触即发。面对突发局面，我告诫大家一定要镇静，坦然面对血与火对中国维和军人的考验！我一面指挥抢救，与大家共同制定救治方案，同时启动紧急预案，联系联合国驻刚果（金）特派团（简称联刚团）有关部门和友邻分队，做好防范应对。经过一夜的紧张抢救，伤者最终脱离了危险。事后，联刚团司令部来电称赞：“中国军人的勇敢精神和过硬技术，使一场危在旦夕的冲突得以避免。”

中国医疗分队的高超医术在维和部队和当地民众中远近闻名。第四战区一名乌拉圭士兵送来时已经出现凶险的坏疽性胆囊炎征兆。我们紧急实施手术，术中见充满脓汁的胆囊壁已薄如蝉翼……手术成功，该士兵转危为安，此事在任务区迅速传开。出院时，第四战区司令专程从几百公里外乘机赶来向中国医疗分队表示感谢。

任务区疟疾高发，是维和部队非战斗减员的主要原因。我们用国产的青蒿素治愈了许多疟疾患者，反响很大。一名联合国官员说，在几百公里外的基桑加尼，一名执勤的突尼斯士兵在其佩戴的胸牌上写着：“如果我受伤，请把我送到金杜中国维和医院。”在为联合国人员提供医疗保障同时，我们还努力对饱受战乱之苦的当地百姓进行防疟宣教、药品发放、乡村医生培训、实施手术等医疗救助。

初到任务区时，生活条件很艰苦，队员们两个月没有吃到新鲜蔬菜，一些人因维生素缺乏牙龈出血、口腔溃疡。夜间，老鼠曾爬到队员枕旁，毒蛇也钻进过护士站。成群结队的蚊虫让人防不胜防，一些队员因感染疟疾反复发病。维和期间，大多数队员血液中都查到了疟原虫。作为从医者，大家清楚病原体在体内短时间内难以清除的后果，但都无怨无悔，体现出中国维和军人奉献使命的高尚情怀。

具有良好风貌的中国维和医院成为联刚团一个对外展示的窗口，前后接待过50余批次的联合国考察参观团（组）和各国友军人员。时任联合国主管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格诺为中国维和医院揭匾。按惯例，联合国要在派遣前对维和分队进行考察验收，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特别助理来访时特别表示：“因为你们的出色表现，今后联合国对中国派遣的维和医疗分队将不再进行考察验收。”

如今，中国维和医院的牌匾在刚果（金）、黎巴嫩、南苏丹、马里等多国的维和营地熠熠生辉。在远离祖国、战乱冲突不断、生存条件恶劣的环境下，中国维和部队中的医务工作者忠实履行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军队良好形象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者为中国首支维和医疗分队队长，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2医院前副院长）

2017年，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

翱翔在达尔富尔的“和平之鹰”

陈文龙

2017年，中国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首支直升机分队，在联合国和非盟驻达尔富尔联合特派团（简称联非达团）的统一部署下，在苏丹达尔富尔任务区担负空中巡逻、维和部队运输、人员搜救后送、空运后勤补给等任务。

我们初到任务区时，未来的营地还只是一片光秃秃的沙漠。从零开始建设营地，联非达团给出的工期仅有42天。在第十三批赴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的大力帮助下，我们克服地质松软、气候恶劣、资源匮乏等不利因素，平均每天施工逾10小时，仅用37天便高标准完成营区主体工程建设。分队共搭建安装209间、占地3000余平方米的集装箱板房，硬化任务区路面2800余平方米，不但完善了水处理、供电及消防系统，还修筑了安全可靠的防御工事，被联非达团评为“最美营区”。

沙尘暴、复杂气象和危险地域条件，对飞行员身体、心理、技术都是极大考验。任务区地处撒哈拉沙漠东南部，干旱酷热、荒凉贫瘠，狂风常常会突然席卷千余米沙暴滚滚而来。直升机飞行范围为低空空域，强风、沙尘和低能见度都严重威胁着飞行安全。在一次运送任务中，已经连续待命3天之久的机长缪伟敏，在能见度刚刚达到最低放飞标准时，立即驾机起飞。然而起飞不久，又收到联非达团气象部门紧急发布的沙尘暴警告，缪伟敏沉着操纵直升机在最近的备份起降点着陆，机轮刚接触地面，沙尘暴就呼啸而至。

非洲大陆飘忽不定的积雨云也是直升机飞行中常要紧急处置的险情。如果不慎进入积雨云，直升机旋翼上会很快产生积冰，严重影响飞行气动力，甚至还会导致直升机因失去动力而坠落。在一次飞往南达尔富尔尼亚拉机场的途中，机长罗灿和副驾驶刘毅就遭遇积雨云。他们紧密配合，把直升机空速迅速增至每小时220公里，加速绕过黑色云团，成功处置了险情。机上运载的埃塞俄比亚步兵营战士纷纷竖起大拇指，表达敬意。

“迈拉山区因大雨导致山体滑坡，前往救灾的坦桑尼亚维和部队被困苏尼地区，请做好空中救援准备。”2018年9月的一天，直升机分队收到联非达团司令部的指令。

迈拉山区是苏丹政府军与反政府军的武装冲突区，也是苏丹政府和联非达团共同明确划定的禁飞区，救援点苏尼恰好位于禁飞区中心。反政府军曾宣称会击落一切进入该区域的联合国飞机，联非达团给出风险最高等级“5C”的评估。其他国家的直升机机组因任务风险等级太高，不愿受领此任务。接到命令后，我们立即开始准备救援预案。面对无导航、无地标、无气象数据以及反政府武装地面火力点分布地域未知等威胁，分队最终决定将整个救援计划分两个步骤实施：由一个机组先期进行航线勘察，明确坐标位置，再派第二个机组展开空运行动。

9月24日晚，分队收到了来自联非达团的放飞许可。次日清晨，在驻地机场开放的第一时间，救援任务官兵就乘直升机飞赴迈拉山区。山区地形复杂、气象多变，随着时间推移，山谷雾气不断加大，能见度越来越低，紊乱的气流让直升机颠簸幅度加剧。联非达团给定的3个坐标点都没有发现被困人员。时间紧迫，机长柴华和副驾驶盛名果断降低高度，贴着山脊展开搜索，终于在位于坐标点另一侧的山谷发现了被困车队。不等直升机停稳，坦桑尼亚官兵便挥手聚拢过来。隔天，12名急需救治的坦桑尼亚官兵全部脱离困境。

自2017年11月4日直升机分队开飞以来，中国维和官兵坚持实战标准，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套完全符合联合国要求及国际民航标准的作业程序，破解了空域复杂、航线陌生、条件恶劣、连续飞行等难点，用一道道“和平航迹”，践行了维护世界和平的铮铮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