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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年初，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至今，而且出现全球大流行的趋势。

　　2003年，SARS疫情爆发，武汉并非重灾区，所以2020年这场疫情在各种原因的交汇之下，让武汉人措手不及。2003年的广州、北京和2020年的武汉，都是中心城市，从历史和传染病发展来看，武汉成为疫情中心，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因此，不仅要问：为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得从历史说起。

　　湖北瘟疫时空趋势

　　引起传染病的细菌和病毒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比人类还要长，换句话而言，人类自诞生伊始就受到的传染病的危害。传染源、传播途径以及易感人群是传染病传播的三个要素，人类社会的扩大、集聚以及发展客观上增加了人类感染传染病的风险。进入文字时代，关于瘟疫的记载也同时出现，甲骨文记载了许多疾病名称, 其中也有了“疫”、“疾年”的记载 , 这都是指疫病流行。[1]

　　当时瘟疫多发生在军营或苦役这类人群集中、卫生条件不好的地方，因此被称为“役人病”。而具体到湖北地方，最早的城市建制属于3800年前的盘龙城，这属于军事据点性质的城市，远离中央区域。从条件上来说，这一地区发生瘟疫的可能性是存在，但是还不具备被记载的资格，因此也无从可考。但即便将视野扩散至整个国家区域，殷商时期全国人口约 536 万, 每平方千米只有 1～2 人 , 不具备大规模传染病流行的媒介条件。[2]

　　位于主要政治中心位于如今湖北地区的楚国，由于长时间远离中原核心文化区，先秦时期，该地的瘟疫记载较少，在清华简《楚居》当中曾记载楚国曾因为都城发生瘟疫而迁都[3]。这也符合楚国地广人稀的特征，充分说明了疫灾的流行，自然条件是一方面，更为主要的还是人群的集中，疫灾发生的国都恰是一国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楚地气候?)

　　从《楚居》上的这条记载来看，湖北地区在先秦时期的疫灾是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的，而从整个历史阶段来看，这个规律一直在起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龚胜生曾经统计过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1911年，先秦至清代总计2681年的时间里，湖北共有疫灾年份136个，平均20年就会发生一次瘟疫灾害。从朝代分布上看，明清时期，湖北疫灾更为频繁，其次则是两晋时期。在空间上，汉唐时期的疫灾中心以荆州、襄阳、武汉为主，宋元之后，则是以鄂东为主。

　　襄阳、荆州(江陵)、武昌是湖北地区的三个重要的政治中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处于不同的历史地位。楚国发祥地是以襄阳为中心的南襄盆地内，随着楚国的发展壮大，其政治中心逐步南移，也就是今天的荆州地区，古称江陵。直到元朝时期，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首府所在。政治中心的变动意味着人口集聚趋势的变化，以及交通中心的地位，与疫灾发生空间的变动趋势相同，这进一步说明，人口的集中和人口的流动是疫灾发生的重要条件，集中是增加了易感人群，而流动则是扩大了传染范围。

　　而从朝代的趋势来看，人口增加伴随着疫灾增加，然而这个趋势并不是线性增长，在两晋时期出现了一次起伏。这是为何呢?其解释同样可以从传染病的三个因素当中去寻找。两晋时期首先是一个政治变动和经济变动比较剧烈的时期。

　　战争的频繁发生，首要带来的必然是军队的增多，将原本散落在各地的民众聚集在一起，肯定会增加传染病发生的风险，这一问题到晚清时期依然存在，在太平天国战争最激烈的时期，镇压主力——湘军内部就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在古代，战争是导致传染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发生的大规模瘟疫。战争的激烈，军队调动的频繁，不仅增加了传染风险，也扩大了传染范围，很多老百姓没有死于战争，而亡于瘟疫，甚至有观点认为，“民死于锋镝者十之三 , 死于瘟疫者十之七 ”。

　　其次，东晋王室南迁，中原士族“衣冠南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开始了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的趋势。湖北地区当时既属于南迁的目的地之一，同时也是战争的前线。战争爆发(传染源)，军队调动和民众躲避战争(传播途径)，人口南迁(易感人群)，这自然导致了两晋时期，湖北地区疫灾流行出现一次波动。

　　而到了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瘟疫发生的原因也从战争为主，转移为水旱灾害为主，所谓“大灾之后有大疫”。疫情发生的中心也从兵家必争之地的襄阳、荆州，转移到了以“天下四聚”汉口为中心的鄂东地区。古时民众遭灾之后，逃难逃荒会引起人口的大范围流动，而逃荒逃难期间，生活或饮食卫生条件不佳，增加了细菌侵袭和感染病毒的风险，最终导致瘟疫出现。

　　总之，人口集聚和人口流动是急性传染病发生的重要原因，而武汉地区自宋元之后，成为湖北地区的政治中心，晚清时期，由于京汉和粤汉铁路的修建，更是成为“九省通衢”，“天下四聚”加“九省通衢”，武汉出现疫灾的风险可谓是湖北地区最高的。那么武汉又是如何防治传染病的呢? （编辑：依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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