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致力于中国民法典编纂工作，并使立足中国实践、回应现实需要、展现中国智慧的民法典理念得到广泛传播

王利明 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

获奖理由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民法学家的杰出代表，他参与了合同法、专利法、物权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的起草及修订工作。近年来，他致力于中国民法典编纂工作，并使立足中国实践、回应现实需要、展现中国智慧的民法典理念得到广泛传播。在他数十年的求学、任教、著书生涯中，展现出的家国情怀、理论高度、学术成果，获得业界至高敬意。

2019年度法治人物

王利明：痴迷民法的“老派学者”

本刊记者/周群峰

发于2019.12.30总第930期《中国新闻周刊》

熟悉王利明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厚道的人，始终谦和，讲良心、讲对弱者的保护，即便是遭人误解与非难，他也只是提出“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劝善之言。

最高人民法院原常务副院长沈德咏与王利明是多年的朋友。沈德咏评价说，“王利明是他尊敬的学者。如果说江平先生、佟柔先生等老一辈法学家是民法学的奠基人，那么王利明就是中生代民法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不仅学问高深，而且通过教书育人为法制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作为民法专家，王利明参与了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物权法等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及修订工作，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编纂工作，更是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民事立法集大成的一部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一部保障老百姓财产权、人格权、人身权的法典，关乎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王利明常说：“我毕生研究民法，民法的终极价值就是对人的关怀。”

“怀揣作家梦” 走上法学路

1960年2月，王利明生于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族镇。15岁时，他从沔城中学高中毕业后，成为一名插队知青。

沔城镇靠近农村，但生活习惯和农村还是不一样。刚到农村时，他身体尚未发育成熟，却不得不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寒冬腊月，冒着雨雪赤脚去挖河渠；炎炎盛夏，顶着烈日在田间锄禾，挑土筑堤……还经常吃不饱。后来，因学习成绩优秀，王利明在农村当上了小学代课教师。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社会顿时沸腾。但是该消息传到王利明插队的村庄时，很多人对此都将信将疑，因为当时高考已经中断了十多年。

最初，王利明也没有把此事当真，也没有认真备考。过了大约一个月，他的一位中学老师给他寄来一封信，叮嘱他说：“你在中学是班里的尖子，有基础，有希望，不管消息是真是假，一定要参加这次高考，哪怕权当一试，也是难得的机遇。”这位老师还随信给他寄了几本“文革”前的中学教材，鼓励他努力复习。

就这样，王利明向生产大队请了假，回到小镇认真备考。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近半个月不出门。那段时间，他每天啃红薯，吃炒饭，醒了就看书，看累了就睡觉，就这样复习了半个月，迎来了考试的日子。

因爱好文学，填志愿时，他第一志愿报考了武汉大学中文系，但最终被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录取。彼时，中国法学教育可谓一片荒芜。当年，全国只有三个院校的法律系招生。

受恩师所托钻研民法

1980年底的一天，王利明无意在讲授国际私法的老师张仲伯处，看到一本油印的《民法概论》，这也是他第一次读到结构严谨、体系清晰的民法读本，顿时被书中的内容吸引。

张仲伯在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师从佟柔教授。这本《民法概论》正是佟柔主撰的。

于是，王利明便提出借回去好好读读这本书，但因为张仲伯备课还需要用，只答应借给他三天。王利明当晚熬夜读完了这本书，仍觉得不过瘾，他便用了剩下的三天三夜时间，把这本约10万字的书从头到尾抄了一遍。

正是这本小册子，让王利明对民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立志要做佟柔的学生。1981年，王利明顺利通过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的考试，导师正是被学界誉为“中国民法之父”的佟柔教授。

1982年底，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王利明称，这部新宪法突出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引发了全民大讨论，让他对学习法律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他钻研民法的信念。

1984年，24岁的王利明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并继续研习民法。当年，以佟柔为代表的法学家开始起草《民法通则》。1986年，王利明在佟柔的指导下与郭明瑞等人合作撰写了《民法新论》。该书成为当时民法研究生的必读书目，直到今天仍影响深远。

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招收民法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王利明一边教书， 一边攻读博士学位。

1989年2月，得益于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的资助，王利明到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进修，研究英美财产法、信托法、合同法、侵权法等领域的问题。当年下半年，已经被查出罹患肺癌的佟柔打电话给王利明，催促他按期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并叮嘱他早日回国效力。

1990年 2月，王利明在美研修结束后，立即返程回国。

回国后，在病榻上，佟柔听完了王利明的博士答辩。王利明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

1990年9月15日，佟柔在弥留之际，与王利明做了长时间谈话。佟柔称，他坚信法治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再三叮嘱王利明要好好钻研民法学，不要去当官，要坚持走学术这条路。次日，佟柔教授与世长辞。

王利明始终牢记佟柔的嘱托，对恩师充满敬仰。他常说，在他接触的中国法学界几代人中，无论道德水平、学术成果，还是家国情怀等方面，他最钦佩的就是老师佟柔。

立足国情 襄助立法

少年时的插队经历，让王利明体会到了中国农村的真实生活，对国情也有了更深地了解。佟柔也时常教导他，做法律一定要结合联系中国国情，不能脱离中国现实，不能照搬照抄国外。王利明回忆说，“佟老师也是有感而发，他曾给苏联专家做过助手，他说学术照搬苏联是不成功的。”

除了立足国情，佟柔给他的另一个训导就是，研究民法一定要全面把握理解民法的整体体系，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制度规则。“他经常跟我举例，有的人只研究合同法，或者合同法中的一个制度，这是不合适的。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只有掌握了整个民法体系，才能对制度有整体认知。”王利明说。

从1998年至今，王利明先后参与经济合同法、合同法、专利法、产品质量法、物权法等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修订工作。目前，他正全身心投入到民法典编纂中。民法典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宪法。中国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三次启动民法典的制定，均无果。

王利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果的原因主要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缺失。当时，百姓没多少财产，农村家家户户门都开着，因此像继承法等没多大用处，民法典的制定缺少现实意义。

198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颁布，被业界称为“准法典”。2002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提出要制定民法典，并邀请王利明等人座谈。当时大家觉得，民法典内容复杂，要分阶段进行。在这个思路下，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相继通过。

王利明始终认为，法律中凡是能够广泛反映老百姓声音的条款，在制定之后都能够得到很好地执行。以物权法为例，历时13年，经过八次审议，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这一开门立法的过程保障了物权法的立法质量。

2005年7月，物权法草案全文公布，向社会征求意见。在40天的时间里，共收到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11543件。

王利明说，当时，起草小组收到了一封用盲文写的信，让他非常感动。写信人是一位视障患者，他在亲友的帮助下，阅读了草案全文，并就认为需要修改之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编纂民法典”的决定。民法典编纂的工作思路分两步，第一步先出台民法总则，总则已在2017年3月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为民法典的编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步要完成民法典各分编的编纂工作，计划在2020年3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王利明称，民法典整个起草过程也是适应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和市场经济的需要，现在制定可谓正当其时。在他看来，民法典草案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将人格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这在世界民生立法中还没有先例。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王利明就呼吁上述两部法律独立成编，并在合同法、物权法等多个领域主张在借鉴两大法系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学。

王利明称，目前随着市场经济和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宾馆中的偷拍摄像头，人肉搜索、信息泄露等问题层出不穷，对个人隐私带来威胁，所以需要适应时代需要，将人格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2020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问世。届时，已进入花甲之年的王利明，将迎来平生为之奋斗并梦寐以求的巨果。

“最爱三尺讲台”

2018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等多家单位在国家图书馆举办“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法学发展暨王利明文集典藏本发布会”。会上发布的王利明民法学研究系列（典藏本）文集，共计13卷、1000余万字，整整放了两大箱。

中国政法大学商法学教授、曾师从王利明研习民商法的李建伟称，检索四十年来法学学者的著述，王利明教授一直是“双冠王”——发表论文与专著的数量第一、文章被引用次数第一。

王利明少有合作作品，绝大多数都是独立完成的。大概十多年前，有校外教授问李建伟：王利明教授事务如此繁重却如此高产，是如何做到的？有无学生的“合作贡献”？李建伟回答说，王利明学术成果高产，并无窍门可言，主要得益于他的勤奋。

李建伟至今仍记得他在读博士期间与王利明交流的一个细节。王利明说，寒假里他完成了一部重要作品，他感到最惬意的一天就是大年初一，因为无人打扰，可以安静地写上一天。

李建伟曾撰文称：当年恋爱中的王利明被师母带去第一次见未来岳父母，见面礼毕，未来岳父母沏好茶、削好水果再入客厅，却见这位年轻人掏出怀中一本书正在凝神细读，一瞬间陷入“该不该打扰”的凌乱之中。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孟强是王利明培养的博士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老师40多年如一日，极其自律。每天五六点钟起床，简单吃过早饭后，不到7点就到办公室。工作一整天后，才回家。出差时，他都带着书稿在飞机、高铁上看。

尽管工作繁忙，但王利明的生活并不单调枯燥。爬山、看球赛、打乒乓球都是他的业余爱好。闲暇时，王利明经常带着学生爬香山，且喜欢沿着最陡峭的山路向上爬，从不停下来歇脚，爬到山顶后，他又催着学生赶紧下山。孟强说，和王老师爬了上百次香山，却无暇看香山风景。

大约十多年前的一个隆冬傍晚，李建伟把出版社的赠书送到王利明家，看见他正在看电视转播的足球赛。李建伟吃惊地问道，“王老师也有时间看足球赛？”

“武汉红金龙队要降级了。”身为湖北人的王利明有些沮丧地说。“都怪我送书（输）的缘故。”李建伟打趣道。听完，王利明哈哈大笑。

如今，王利明担任的头衔很多。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最喜欢的称呼还是“王老师”。1992年，年仅32岁的王利明即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至今王利明培养的博士生、博士后合计已超过1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