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5日，中国女排来到湖南郴州训练基地，开始备战亚锦赛，由于上届比赛败给日本和韩国，如果这届赛事再次失败，这支组建三年的队伍是否能存在，以及教练袁伟民能否继续带队，都是未知数。

　　当时的中国女排不仅不是世界强队，也没有拿到亚洲霸主，要想实现“三年打败韩国、五年打败日本”的目标，唯有玩命训练，身为1976年中国女排组队第一任队长的曹慧英，甚至练到指关节形变，至今无法复位，“1978年世锦赛我个人拿到三个奖项，问我拿到三个奖什么感想，我想一个奖杯都不要，想要团队拿。”

　　如果1979年亚锦赛再不能拿到好成绩，这支球队可能面临解散命运，全队上下拿出破釜沉舟决心，大家希望拿到好成绩，然而由于训练基地刚刚建成，很多配套设施不够完善，这不禁给全队浇了一盆冷水。当时是教练组成员的陈忠和回忆道：“这一年在这里训练非常艰苦，那个场地都不是现在这个木头，这么光滑的，都是坑坑洼洼的，练得好多人皮都破了，当时一心想冲出亚洲。”

　　不得不提的是，排球馆的建筑材料绝对超出你想象，这是竹子建成的排球馆，是郴州特产楠竹所建，在南方多雨季节，保暖都是问题，除了寒冷还有很多困难，因为备战带来的压力，还没能等到工期完成，球队就在带刺的木板训练，当年的基地工作人员透露，“我们那个地板是自己拼的，球员衣服都刮烂了。”

　　曹慧英说道：“当时弄不好一滚翻，刺就扎到肉里了，我们去的时候拿着护膝和毛巾，大家推着往前擦。”这些姑娘回到宿舍拔刺的场景，让工作人员看着不好受， “我们当天下午，买起了花布，加班加点给队员制作背心。”

　　当时中国女排的跟队记者何慧娴多年后谈到女排的艰苦岁月，依然忍不住感慨万千，“很艰苦的，教练和队员都明白，条件的改变是需要靠打出成绩的，而那个时候女排坐五等舱啊，坐五等舱啊。成功跟一个好教练有关系，所有国家的集体项目都是这样的，教练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如果这次带队再拿不出成绩，袁伟民就很难再有机会证明自己，他知道要想击败意志力坚强的日本，就要在训练作风上战胜对手，“我常常出难题，完成不了训练指标就不能下课，一堂训练课我挥臂1000多次，只要一点放松质量就下来了。“忍下这些苦才能登上顶峰，而队员到底有多苦，张洁云坦言自己最怕滚翻，“会有伤痕，这是最痛苦的，规定要起多少好球 ，腿边上都会有伤痕和血印。”而曹慧英表示自己最害怕训练极限防守，“吓得腿哆嗦，教练东一个西一个，摔得骨架都散了。练顶炮眼，一下就打在脑袋上，不知道是哪疼，当时想有一个难度测验仪就好了，我是特别特别疼。”

　　训练基地工作人员日后回忆道：“有一次12点半吃饭，到了点还没吃饭，我就跑过来，看到郎平和杨希在扣球，还没完成任务。袁伟民说还要练一个小时，吃完饭是2点15了，不到3点就去训练了。”

　　1979年的郎平只有19岁，被中国女排视为秘密武器，还是新人的她完成训练更是无比艰难，郎平说道：“新人责无旁贷担起责任，多承担多进步，每一天艰难，因为卯足劲儿去做一个星期或者十天可以，一年是不容易的。”

　　当时郎平技术不够成熟，被教练加练是常有的事情，张洁云回忆道：“有一次郎平没完成，袁指导说谁愿意陪练，陈招娣举手参加陪练。陪着新人一起训练，结果最后出现逆反心理，想别人没练好也要责怪她，这是教练安排不合情理故意整队员，没完没了。陈招娣生气了、不耐烦了，甩了手要出去，袁指导说，你要走出门就别回来。”

　　其实教练不单单“针对”某一个人，曹慧英说道：“有一次练我一个人，那天摔死了我也不说话，感觉是摔散了，胯骨都摔青。”对于这件往事，袁伟民在回忆录中写道：“跟我顶牛，拼命滚翻救球，我让陈招娣做他工作，她憋着气不讲话，我一点也不放放松，耐心等她战胜自己。实际上教练也有自己的苦衷。严格和残酷是教练职责。无论多喜欢学生，但也要让他们看到不足，要想提高成绩，教练必须铁石心肠。”

　　队员看到的是一个不讲道理的袁伟民，而袁伟民不在意埋怨，只能与队中年轻教练陈忠和倾诉，陈忠和还记得袁指导跟自己说过，“如果在香港能拿到冠军就继续，不能拿到冠军还不知道能不能继续，也许可能带不了队。”

　　郴州女排训练基地是中国女排在腾飞前的蛰伏之地，也见证了队伍在冲出亚洲前的最后努力，共计45天集训，队员每天都在艰难中度过，汗水与泪水也见证队伍在绝境下的艰苦备战。但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1979年12月在香港举办的亚锦赛上中国队3比1击败日本，第一次夺得亚洲冠军，这是中国女排拿到第一个大赛冠军，冲出亚洲的口号在她们努力下梦想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