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黄金时代》很显然是一部优秀的女性主义电影，它以女性的故事为主线，试图通过多方面、多视角还原作家萧红的生平事迹。主要讲述了萧红为了追求文学上的精神独立和自我价值，在一个并不平和的“黄金时代”里发生的故事。本文将通过女性的“他者”身份和被“建构”的女性两方面来分析影片中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他者”身份；女性形象；黄金时代

法国女权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述的《第二性》中论述道：“女性是后天塑造的，而非天然生成的。”①也就是说，女人不是天生的第二性，社会生物学对于女性的歧视是一种文化产物，女性作为性别，应该具有生理和社会的双重属性。许鞍华的电影善于呈现女性的社会属性。许鞍华的电影总是弥漫着不安，有时淡然，有时却令人痛不欲生，其中负责承受这种不安的往往是女性。在影片《黄金时代》中，主要讲述以萧红为传主而延及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众生相，在过客般的时代人物背后潜藏着的，依旧是许鞍华作品里不变的非典型女性形象：倔强、果敢、善解人意，爱人与爱己平等，萧红与丁玲或梅志，对抗命运，但又对世界充满依恋与希望。

电影《黄金时代》很显然是一部优秀的女性主义电影，它以女性为故事的主线，通过多方面多视角试图还原作家萧红的生平事迹，主要讲述了萧红为了追求文学上的精神独立和自我价值，在一个并不平和的“黄金时代”里发生的故事。

一、女性的“他者”身份

在社会性别秩序中，女性都是被建构的，是男权社会的一种内化。在影片中（或现实中），萧红的婚姻是由家人来安排；在经济窘迫的时候投奔未婚夫汪恩甲；是萧军发掘了她的才华，并将她带进文坛；同样作为作家的萧军是不允许萧红的文学成就高于自己等等，都可以看出在这个“黄金时代”中，女性的命运与自由并不是完全由自己决定的，女性只能处于客体（“他者”）的地位，只能依附于主体（男性）才能生存。

（一）男权制度中的萧红

在萧红的一生中，有两个重要的男性——萧军和端木。按照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所写，也如影片所反映的，在萧红的童年真正带给她幸福感的似乎只有祖父一人，她“从祖父那里知道，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以外，还有爱和温暖”，但是祖父在她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而她的父亲暴戾冷漠（在电影里唯一的出场就是踢了萧红一脚），父亲是作为权力的掌握者，给萧红的只有制约和束缚。因此，在萧红的情感线索中，与萧军这个粗线条的、家庭强有力的保护者、有暴力倾向的、不善于情感沟通的男性形象相爱，其实是她对童年的重建——重建与同样具备以上特点的父亲的关系，但最终这种重建是以失败告终的。而萧红选择与端木在一起，端木代表的男性形象与萧军是完全相反的，他懦弱却温柔，退避却细腻，是重建童年宣告失败的萧红抓到的一棵救命稻草。端木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贴合了萧红的祖父形象——他虽然疼爱萧红，但因为在萧红记事时便年逾古稀，很快就去世了，而且在家族中并没有话语权，所以仍旧无法依靠。因此，萧红与端木的结合，是另一个维度上对童年的重建，即借爱情名义重建与祖父的关系。

唯有在萧红与鲁迅的关系中，萧红作为女性是相对自由的。在萧红对自己精神自由的追求道路上，最能够了解她的就是鲁迅。鲁迅也是萧红在追求自己的道路上，唯一没有阻拦她的男性。但正因为如此，鲁迅也是孤独的，他在写给二萧的信里说：“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鲁迅在精神上对萧红的认同，也就是在男权当道的社会中，对女性主体的认可，所以他为自己无力改变社会，改变现状而感到孤独。

（二）追求自我的萧红

虽然在情感上，萧红具有十分强烈的依赖性，但在文学选择上她实现了更高的独立性。她所依赖的萧军决定去延安，她没有跟随她，这是一种文学的选择；她在文学理念上与左联相隔膜，她实践了鲁迅的精神，不接受那种迫近的功利性文学表达。从这一点萧红可以看作是对女权主义最好的诠释，她重视自我意识，努力去实现自我的价值。正如萧红为了自己的文学爱好，可以违背父辈的婚约，逃婚离家出走，闹得家族名誉扫地，从此不再与父母亲人相见；她还可以为了自己能够有个安静的环境写作，放弃与深爱着的、和自己共患难的萧军奔波生活，选择了性格软弱的端木蕻良；她甚至为了自己抛弃自己的两个孩子。萧红所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一种对自我的追求，对女性在男权制度压制下的反抗。

在父权制和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大背景下，男性作为主体，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对父权秩序的叛变，最终的结局是会遭受到惩罚的。萧红虽然在文学上的成就颇高，一直在追求精神上的独立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是，萧红的命运并不可观。萧军和萧红在一起期间，还继续和别的女人来往，在萧军的爱情观里“爱便爱，不爱便丢开”就可以看出，男性对于女性的一种占有、一种霸占。在男性世界里，女性是不应该有自主权力，只能是男性本能的附庸品而已。许鞍华在影片中借着许广平的口对萧红的这段生活进行了提炼：“萧红先生文章上表现相当英武，而生活中多少还赋予女性的柔和，所以在处理一个问题时，也许感情胜过理性。”萧红在反抗男权束缚（离开萧军）的同时，又进入另一种（端木）束缚中。其实，在这种社会制度中，男权是无处不在、无处可藏的。萧红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致使自己最终走向毁灭，这也是在男权社会中，有自主意识的女性的最终结局。

二、被“建构”的女性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们认为：父权制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就是奴役女性，使女性丧失了“自我主体”身份的“他者”。在男性社会象征秩序中，女性按照“男性他者”的要求被建构起来，女性不是女性自己的女性，而是男性社会秩序所归位的女性。②在影片中，除了萧红之外，还有两位女性值得注意——丁玲和白朗。在丁玲和白朗的身上，同样也有着萧红般的女性气质，丁玲第一次见到萧红的感觉“当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春初，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狂的我，骤睹着她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率真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的少于世故”。但是丁玲不同于萧红的是除了这种女性气质之外，丁玲身上还有一种男性的革命情怀，从身份上来说，丁玲是军人，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下的产物，是男性社会的认同者。同样，白朗也是同男权社会站在一起的，在他们排练话剧中，她扮演的是男性角色，而她的丈夫却扮演的是女性角色。这就是丁玲与白朗和萧红之间不同的地方，丁玲和白朗是在男权秩序下进行写作，是一种主流话语，是在父权制社会中被“建构”起来的女性。

作为传统女性的代表——许广平和梅志，完全是男权秩序下的产物，在家里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她们的欲望都是被限制和禁止的。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女人所受到的教育就使她缺乏主动精神，习俗令她们雪上加霜。”③而对许广平和梅志来说，她们是被动的、软弱的，她们只能听命于他人。

小结

总之，对心灵自由的追求才真正是“黄金时代”最核心的本质。正如影片结尾引用萧红小说《呼兰河传》中的话所说：“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这种自然而然的生活，就是萧红一生对自由和独立的向往。

影片《黄金时代》既是写萧红的，也是写“萧红们”的生活。许鞍华用严肃的创作态度、精良的制作水准、精美的影像质感，打造自己心目中的那个黄金时代，忠实地将哪怕是微末的细节都还原为影像，让观众自己通过影像客观地还原自己心中的萧红和那个“黄金时代”。许鞍华用独特的手法表现自己眼中的女性，这本身就是一种不随波逐流，不妥协现实的女权主义。（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③西蒙娜·德·波伏瓦，郑克鲁译．第二性[M]．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56

②章旭清.“他者”与“解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关键词解读[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