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東社會科學院院長、研究員張述存理論文章《“一帶一路”戰略下優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布局的思路與對策》獲選“全球經濟治理學”最佳中文論文十佳榜單，居第二位。該文章認為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直接投資佔比不高，但呈逐年提升態勢，對不同區域版塊的投資表現出差異化特征。應本著適度分散和差異化的原則，加強對歐美地區的學習型、技術導向型投資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戰略型、資源合作型投資。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空間流向的調整，實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范圍內的布局優化。以下為文章全文：

“一帶一路”戰略下優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布局的思路與對策

張述存

摘要：“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布局優化創造了機遇和條件。整體來看，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直接投資佔比不高，但呈逐年提升態勢，而且對不同區域版塊的投資表現出差異化特征。未來，應本著適度分散和差異化的原則，一方面繼續加強對歐美地區的學習型、技術導向型投資，另一方面充分借勢“一帶一路”展開對沿線國家的戰略型、資源合作型投資。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空間流向的調整，實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范圍內的布局優化。在這一進程中，“走出去”企業會面臨來自東道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多方面的風險和挑戰，需要通過簽訂和升級雙邊投資協定、創新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加強投資環境評估和公共服務平台建設等舉措加以化解和應對。

關鍵詞：一帶一路﹔對外直接投資﹔布局優化

2000年正式提出“走出去”戰略以后，中國以迅猛的發展速度成為世界重要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國。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到1456.7億美元，位於美國之后居全球第2位。但是，由於中國的對外投資起步較晚，在存量上與美國等對外投資大國仍差距明顯。截至2014年底，美國對外投資存量佔到全球的24.4%，而中國隻佔3.4%﹔2014年底中國對外投資存量隻佔GDP的7%，而美國高達36%，因此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仍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從空間布局來看，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高度集中於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等國際避稅地，將三地排除以后，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則主要分布在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這種相對集中的空間布局顯然不利於中國對外投資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優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全球布局，成為“走出去”戰略深入推進的必然路徑選擇，而“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為這一路徑選擇創造了良好的機遇和條件。“一帶一路”輻射的國家和地區廣泛，涉及上海合作組織、東南亞國家聯盟、歐亞經濟聯盟、海灣合作委員會等多個中國積極參與的區域性經濟組織，隨著中國與沿線各國“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不斷實現，中國企業到沿線地區開展直接投資將不斷積累交通物流、區位人文、優惠政策等綜合優勢，從而獲得更廣闊的投資發展空間。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空間布局的特征事實

無論從發展歷程還是發展現狀來看，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都表現出一些明顯的區位特征，除了香港和國際避稅地以外，呈現出向美國、澳大利亞、新加坡等重點區域集中的態勢。同時，近年來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投資發展迅速，並且表現出區域差異化特征。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全球空間布局

2014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分布在全球的186個國家和地區，佔全球國家和地區總數的79.8%。其中，中國在亞洲的投資存量為6009.7億美元，佔68.1%﹔拉丁美洲1061.1億美元，佔12%﹔歐洲694億美元，佔7.9%（見圖1）。2014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前三位的國家和地區分別是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三地比重達到68.4%。對於流向香港地區的投資，毋庸置疑可以充分發揮地緣和文化相通的優勢。除此以外，對外直接投資集中在這三地的原因可能還有兩個：第一，在三地投資后再以外商投資者的身份向國內投資，以享受國內對外資企業的優惠待遇，當然，近年來國內對外資的超國民待遇已逐步取消，這種“返程投資”的收益已越來越小﹔第二，利用避稅地開放自由的經營環境和極其優惠的稅收政策，為企業在全球調配資金和資源服務，例如以香港等地區為投資中轉地向第三地的“跳板投資”。將流向這三地的投資排除以后，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前8位的國家和地區分別是美國、澳大利亞、新加坡、盧森堡、英國、俄羅斯、法國和加拿大，總佔比達到剩余存量的一半，大部分是發達國家。

鑒於一些資本密集型行業的投資數額較大，可能會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布局的分析產生偏差，因此再從境外企業的數量分布情況來考察（見圖2）。中國在亞洲設立的境外企業數量近1.7萬家，佔57.1%，主要分布在中國香港、新加坡、日本、越南、老撾、韓國、印度尼西亞等地。其中，在中國香港地區設立的境外企業9000多家，佔到中國境外企業總數的三成。在北美洲設立的境外企業近3800家，佔12.7%，主要分布在美國、加拿大，中國企業在美國設立的境外企業數量僅次於中國香港。在歐洲設立的境外企業超過3300家，佔11.2%，主要分布在俄羅斯、德國、英國等地。在非洲設立的境外企業超過3000家，佔10.6%，主要分布在尼日利亞、贊比亞、南非等地。在拉丁美洲設立的境外企業1500多家，佔5.3%，主要分布在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等地。在大洋洲設立的境外企業900多家，佔3.1%，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亞。從圖1和圖2的比較可以看出，到拉丁美洲投資的企業數量佔比較少但金額佔比較大，表明平均投資規模較大﹔與之相反，到北美洲投資的企業數量佔比較大但金額佔比較小，表明平均投資規模較小。

從不同區位的行業特征來看，中國對各地區直接投資的行業高度集中。對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的投資集中在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佔比分別達到40.1%和57.0%﹔對非洲地區的投資集中在建筑業和採礦業，佔比達到49.2%﹔對北美地區的投資主要集中在金融業，佔比達到33.9%﹔對大洋洲地區的投資集中在採礦業，佔比達到65.5%﹔隻有對歐洲地區的投資行業分布相對分散（見表1）。

（二）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投資的空間布局

根據各國的地理位置和經濟發展特征，可以將“一帶一路”沿線大體分為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北非、中東歐及蒙俄地區六個區域（見表2）。“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的人口總量為30.8億，約佔全球總人口的44%﹔GDP總規模達到12.8 萬億美元，佔全球經濟總量的17%。2015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直接投資流量達到189.3億美元，佔當年對外直接投資總流量的13%，同比增長38.6%，是中國在全球投資增速的2倍。

隨著近年來中國不斷深化與周邊國家的互利合作，特別是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的直接投資快速增長，投資存量由2003年末的13.2億美元增長到2014年末的924.6億美元，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比重也由2003年末的3.97%提高到2014年末的10.48%（見表3）。從“一帶一路”沿線內部的區域分布來看，東南亞地區是吸引中國投資最多的區域，佔據了半壁江山﹔南亞、中亞、西亞北非和蒙俄地區吸收的中國投資大體相當，比重均在10%左右，而中東歐地區吸收的中國直接投資最少，比重隻有2.2%（見圖3）。從國家層面來看，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新加坡、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哈薩克斯坦等國家（見圖4）﹔其中，新加坡吸收中國直接投資的存量規模佔到“一帶一路”沿線的22.3%。

1、東南亞地區。近年來，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直接投資呈穩定快速增長態勢。投資流量從2003年的1.19億美元提高到2014年的78.2億美元，年均增速達到46.3%﹔投資存量從2003年末的5.87億美元增加到2014年末的476.5億美元。在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當中，近一半存量集中在新加坡，2014年末達到206.4億美元。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投資主要集中在電力、礦產等領域，截至 2013年末，中國對東南亞地區電力熱力等的生產和供應業、採礦業的投資存量分別佔對東南亞投資總額的17%和15%。[ 鄭蕾、劉志高：《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直接投資空間格局》，《地理科學進展》2015年第5期。]印尼作為東盟經濟體量最大的國家，隻吸引了13%的中國投資，但近兩年已成為中國在東盟直接投資增長最快的國家。

2、中亞地區。近年來，中國對中亞五國的投資增長較快但呈現較大的波動性。投資流量從2003年的610萬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5.5億美元，年均增速達到50.6%﹔投資存量從2003年末的4409萬美元增加到2014年末的100.9億美元。截至2014年底，我國已經成為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第一大投資來源國，哈薩克斯坦的第三大投資來源國。但是，中國對中亞地區的投資流量非常不穩定，例如，哈薩克斯坦是中亞地區吸收中國投資最多的國家，佔中亞地區總存量的74.7%，2012年中國對其直接投資流量達到29.9億美元，是2011年的5倍，但2013年又迅速回落到8.1億美元。中亞地區油氣資源豐富，中國對中亞投資集中在石油勘探與開採、交通及通訊建設、化工、農副產品加工等領域。

3、南亞地區。南亞地區是吸收中國直接投資增速最快的地區之一。投資流量從2003年的1172萬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15.2億美元，年均增速達到55.6%﹔投資存量從2003年末的4567萬美元增加到2014年末的83.3億美元。中國對南亞地區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別佔到中國對南亞地區投資存量的40.9%和44.9%，投資主要集中在機械設備制造、紡織、能源開採、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但是，受到近幾年巴基斯坦政局不穩定的影響，中國對巴投資呈下降趨勢。

4、西亞北非（中東）地區。中國對西亞北非地區的直接投資存量由2003年末的5.4億美元增加到2014年末的 119.1億美元，主要集中在伊朗、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分別佔中國對該地區投資存量的29.2%、19.6%和16.7%。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一些歐洲、日本企業從伊朗撤資，中國對伊朗的投資迅速增長，投資存量從2008年末的9427萬美元增長到2014年末的34.8億美元﹔阿聯酋是西亞北非地區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轉口貿易中心，中國對阿聯酋投資主要集中在建筑工程、貿易服務等領域﹔中國對沙特阿拉伯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城市建設、能源和制造業等領域。

5、蒙俄地區。中國對蒙俄地區的投資流量從2003年的3505萬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11.4億美元，年均增速達到37.2%﹔投資存量從2003年末的7506萬美元增加到2014年末的124.6億美元。其中，對俄羅斯投資主要集中在資源能源開採和加工制造業，制造業投資存量比重從2008年的11%增長到2013年的35%﹔而資源領域直接投資增長放緩，原因是2008年俄羅斯開始對資源開發的國外股權進行控制，限制了中國在俄羅斯林木資源、能源領域的直接投資。對蒙古投資主要集中在礦業開發、建筑建材、畜產品加工等領域。

6、中東歐地區。中國對中東歐地區的直接投資規模非常小，而且增速較慢，到2014年末投資存量隻有20.2億美元。從中東歐內部來看，匈牙利是吸收中國投資最多的國家，其次是波蘭、白俄羅斯、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斯洛伐克，在其余國家的投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近年來，中國開始加大對中東歐地區的交通基礎設施和市政建設投資，以及電器、汽車、重型機械和信息通訊領域的投資，並在波蘭等地新建了工業園和商貿物流園區。

二、“一帶一路”戰略下中國對外投資布局優化的基本思路

經過十多年的高速發展，目前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除了追求總量的增加，更應該注重質量的提升，特別是整體空間布局的優化。在“一帶一路”加速推進的背景下，應本著適度分散和差異化原則，一方面繼續加強對歐美地區的學習型、技術管理導向型投資，另一方面充分借勢“一帶一路”展開對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戰略型、資源技術合作型投資。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空間流向的調整，實現中國對外投資在全球范圍內的布局優化。

（一）繼續加強對美國、西歐等國家和地區的學習型、技術導向型投資

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在“走出去”戰略中扮演著主角。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中，企業應該結合自身戰略目標做出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一般來說，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的對外投資目標更多體現國家戰略意圖，而民營企業的戰略目標可以大體分為獲取生產要素、獲取經營要素以及特殊戰略目標三類（見表4），不同的戰略目標適用不同的投資區位。希望獲取海外資金的企業應該將目標東道國集中於資本市場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這樣可以通過當地成熟的資本市場獲取融資﹔而希望獲取先進技術和人才資源的企業則應將目標鎖定於美國、日本、歐盟等擁有高新技術和優秀人才的國家和地區。

從具體國家和地區來說，應積極到美國、歐盟等技術優勢明顯的國家和地區開展直接投資，以獲取技術外溢，或者直接通過跨國並購取得關鍵技術。美國仍然是當今世界第一經濟強國，而且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等環境條件優越，是除香港和國際避稅地以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一大目的地。美國的科技創新站在世界之巔，科技轉化水平同樣笑傲全球，其生物工程、互聯網技術、材料技術、微電子技術等處於全球頂尖水平。未來，中國企業可以重點考慮在美國開展信息技術、生物制藥、高端設備等領域的直接投資。西歐國家普遍具有深厚的技術底蘊和良好的市場經濟環境，特別是汽車制造、電子電氣、機械設備制造、化學和可再生能源等行業全球領先，因此仍然是中國企業開展直接投資的良好選擇。[ 李述晟：《制度視角下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促進機制研究》，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目前，歐洲各國還沒有完全擺脫歐債危機的影響，許多具有高新技術和成熟品牌的企業處於低估值階段，中國企業可以通過跨國並購的投資方式獲取優質資產，也可以通過在當地建設研發中心等方式獲取優秀人才和技術。

（二）加強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戰略型、資源合作型投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各異，工業化發展也處於不同階段。整體來看，中亞五國分布在工業化初期和工業化后期兩頭﹔東南亞和南亞的國家大部分處於工業化初期﹔而中東歐和西亞、中東的國家大部分處於工業化后期階段。[ 中國社科院：《工業化藍皮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工業化進程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對於不同發展水平和產業基礎的國家，宜採用不同的投資策略和重點領域。

1、差異化、針對性開展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

東南亞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資源稟賦、發展規劃等方面差異性較大，因此對其開展直接投資應制定差異化、針對性策略。整體來看，對於新加坡、馬來西亞等經濟和科技水平較高的國家，可以重點開展知識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對於老撾、越南、柬埔寨等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可以加大對其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力度﹔對於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資源能源較豐富的國家，可以重點開展資源密集型產業的投資。[ 王曼怡、石嘉琳：《新常態下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研究》，《國際貿易》2015年第5期。]具體來說，對新加坡投資可優先考慮生命科學、電子信息、新材料、節能環保、海洋技術等高科技產業，借助新加坡的渠道和網絡輻射整個東南亞乃至全球﹔對馬來西亞投資可優先考慮生物工程、信息技術等領域，充分利用馬來西亞多媒體超級走廊的優惠政策﹔對越南、老撾、柬埔寨投資可以重點考慮紡織服裝、基礎設施等領域﹔對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的資源類投資可以重點考慮石油化工、熱帶農業、海洋漁業等領域。另外，東南亞地區普遍電力供應不足，而中國在水電、火電等領域技術實力較強，可以考慮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亞等國家投資電力、熱力等的生產和供應業，在馬來西亞和文萊加快水能、風、太陽能和潮汐能等領域投資。

2、擴大和鞏固在中亞地區的能源資源領域投資

中亞五國與中國西部毗鄰，與中國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近年來，中亞五國保持了宏觀經濟持續增長的勢頭，對我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給予了積極回應。2014年烏克蘭危機后，俄羅斯對中亞地區的控制力下降，給中國企業加強對該地區的資源型投資提供了機遇。未來，應以保障中國戰略資源供給和邊界穩定為目標，擴大和鞏固在中亞能源資源等領域的投資，加強資源在東道國當地的加工轉化﹔借助國際工程承包項目，帶動對中亞國家冶金、建材、機械裝備等領域的投資。[ 丁志帆、孫根緊：《“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空間格局重塑》，《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中亞五國中，哈薩克斯坦一國的人口是其他中亞四國人口的1/3，而經濟總量是其他中亞四國的約兩倍，是中亞地區經濟發展的領頭羊，且投資環境明顯好於其他四國。因此，應把哈薩克斯坦作為對中亞地區直接投資的重點國家。具體來說，對於能源資源和礦產類投資項目，可以考慮重點布局在“環裡海石油圈”中的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兩國﹔對於工程類項目，可以考慮重點布局在當前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哈薩克斯坦﹔對於農業類投資項目，可以考慮重點布局在哈薩克斯坦東部和烏茲別克斯坦﹔對於水電類項目，則可以考慮布局在水資源較為豐富的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兩國。

3、加大對南亞特別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基礎設施投資

南亞地區與中國南部毗鄰，因其區位、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等優勢，對中國的南向投資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總體來看，未來中國企業對南亞地區的投資重點國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但兩國在吸收中國投資方面差異顯著。巴基斯坦一直與中國保持著睦鄰友好關系且合作密切，對“一帶一路”倡議積極響應並全面支持，對中國投資持非常歡迎的態度﹔而印度對來自中國的投資卻表現出相對復雜的態度。因此，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直接投資需要採取差異化策略。對巴基斯坦，可以重點考慮基礎設施、能源、汽車、機械電子、食品加工等領域投資﹔同時，積極建設中巴經濟走廊，重點建好海爾魯巴經濟區、信德工業園區、瓜德爾港等項目。對印度，中國應該正視其謀求世界大國地位的願望與訴求，努力化解分歧、增強互信，謀求將“一帶一路”倡議與印度的“季風計劃”和“香料之路”戰略對接， [ 李曉：《“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的“印度困局”——中國企業投資印度的困境與對策》，《國際經濟評論》2015年第5期。]加快建設孟中印緬經濟走廊，重點考慮在印度開展信息技術、基礎設施、高端制造等領域的投資。另外，還可以重點加強對緬甸、巴基斯坦、孟加拉國農業領域的投資。

4、加大對中東國家油氣加工與運輸管道等領域的投資

中國50%以上的原油進口來自中東，隨著當前原油進口市場脆弱性的不斷提升，中國企業尤其是三大國家石油公司應進一步加大海外權益油、與原油貿易相關的上下游行業投資，如原油開採、管道建設、港口設施等。為提高原油產品出口附加值、應對美國頁岩氣革命、緩解因政治局勢導致外來投資大幅減少的困境，中東國家將對外來相關領域投資持歡迎態度。從產業鏈條的互補性來看，中東國家在資源勘探、開採等上游產業具有優勢，而中國在加工、冶煉、運輸等下游產業具有優勢，這為中國石油企業到中東開展煉油生產、管道建設、成品油運輸等下游環節投資提供了機遇。中東國家還存在著巨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例如阿聯酋將舉辦2020年世博會，卡塔爾將舉辦2022年世界杯，沙特政府計劃在2023年之前全面建成全國鐵路網等，因此這也是未來中國企業投資中東地區的重點領域，通過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實現我國鋼鐵、水泥等優勢富余產能的輸出。另外，還可以考慮與以色列等西亞國家開展農業合作，合作建設農業示范園區，帶動節水灌溉技術與設備、旱作農業、設施農業等領域投資。

5、加強同俄羅斯和蒙古的戰略對接與投資合作

抓住俄羅斯推進歐亞經濟聯盟和“東向戰略”，以及蒙古國推進“草原之路”戰略的機遇，積極擴大對兩國的直接投資。俄羅斯國土廣袤，但東西伯利亞等地區自然環境較為惡劣，對基礎設施建設要求較高，而中國在鐵路、公路、民航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特別是高鐵技術處於世界領先水平，青藏鐵路建設的高寒問題經驗非常適合俄羅斯寒冷地區的鐵路建設﹔俄羅斯油氣資源豐富，但目前生產技術相對落后，而中國的能源公司具有雄厚資金和技術實力，可以通過股權轉讓等形式進入俄羅斯油氣開發、加工等領域﹔俄羅斯在航空工業、化學制藥、高端設備制造等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技術，但是由於資金缺乏導致潛力遠未開發出來，這也應該是未來中國企業投資的重點領域。蒙古國礦產和農牧資源豐富，部分礦產儲量在國際上處於領先地位，可以重點對其開展礦產、農牧業領域投資﹔蒙古國電力、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未來投資空間較大﹔另外，還可以利用蒙古國貿易便利政策，在當地投資出口歐洲和俄羅斯的輕紡、食品等出口加工業。

6、加強對中東歐地區裝備制造、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投資

中東歐地區是聯通亞歐大市場的橋梁，是中國產品由陸路進入歐洲的重要門戶。歐債危機以后，中東歐地區政策導向由“完全西向”變為“東西兼顧”，特別是自2012 年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開啟以來，雙邊經貿關系發展步入快車道，為中國開展直接投資帶來機遇。未來，應加快推進同中東歐地區的鐵路、公路、航空和水運等基礎設施建設合作，打通中國與中東歐的陸上和海上物流通道，帶動對中東歐地區的直接投資。除了基礎設施建設以外，目前中東歐國家還將清潔能源建設、信息技術和通訊產業等作為重點引資領域，中國企業可以重點關注。在開展對中東歐地區的投資時，應注重推動產品生產、加工和銷售鏈的整體遷移。通過綠地投資、跨國並購等方式將獨特的生產模式落地中東歐，進而進入歐盟大市場，推動產品生產和技術標准的“歐洲化”，實現產品在歐洲市場生產、銷售的區域內循環。同時，應注重對中東歐地區重點國家的投資合作，實現以點帶面，重點考察投資優勢較為突出或綜合指標較為均衡的國家，其中匈牙利、波蘭可以作為重點選擇的對象。[ 劉作奎：《新形勢下中國對中東歐國家投資問題分析》，《國際問題研究》2013年第1期。]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布局優化面臨的主要風險與挑戰

“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布局優化創造了良好條件，但是在這一進程中，“走出去”企業會面臨來自東道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多方面的風險和挑戰，給投資活動帶來較大的不確定性。

（一）沿線國家對“一帶一路”的認同差異帶來的風險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眾多，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同也存在不小差異。其中，新加坡、蒙古、俄羅斯、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裡蘭卡、馬爾代夫、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等國給予了積極回應和支持，中巴經濟走廊（CPEC）、孟中印緬經濟走廊（BCIM）、中蒙俄經濟走廊構想、蒙古國的“草原之路”戰略等構成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積極對接。[ 周五七：《“一帶一路”沿線直接投資分布與挑戰應對》，《改革》2015年第8期。]但是，由於不同文化和政體導致的認識分歧，以及大國之間的戰略博弈等因素的影響，一些周邊國家對“一帶一路”的戰略意圖存有疑慮或持觀望態度，這顯然增加了中國企業對其開展投資的風險。同時，中國積極發展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大力發展周邊共贏戰略，勢必會介入一些傳統大國的勢力范圍，引發相關大國的警惕與戒備，對一帶一路”倡議進行干擾和擠壓，增加了中國發展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困難與障礙。例如，2014年由於日本的牽制和阻撓，原計劃投資200億美元的中緬鐵路項目擱淺﹔2015年由於印度的干涉阻止了斯裡蘭卡親華領導人拉賈帕克薩上台，導致斯裡蘭卡政府暫停了由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投資建設的科倫坡港口城項目。

（二）東道國戰略轉向、政局動蕩以及戰亂帶來的風險

政治風險可以說是我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展直接投資面臨的最大風險之一，其中最直接的風險因素就是東道國戰略轉向、政局動蕩以及戰亂。“一帶一路”沿線途徑中亞、中東、東南亞等區域，是恐怖事件的高發區域，其中一些國家政治環境復雜，國家內部的不同利益集團沖突所引發的政局動蕩、戰略轉向等增加了外來投資的風險和成本。相比來說，中國企業的資源型對外投資、基礎設施對外投資會面臨更高的政治風險。資源型投資方面，包括對石油、天然氣等在內的不可再生能源的爭奪極有可能引發武裝沖突，使我國投資企業遭受重創。[ 黃河：《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政治風險及其管控——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例》，《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方面，項目投資大、工期長、回收成本慢的特點決定了項目受東道國政治穩定的影響巨大。而且，由於我國承建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工程的多為國有大中型裝備企業，且港口、交通、能源等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通常與東道國的國家安全密切相關，因此項目本身就被視為具有較強政治色彩，政治上的變動經常對投資項目的開展造成巨大影響。近一段時間，我國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多次遭遇由於政局變化、領導人更迭而帶來的重大挫折。

（三）宗教信仰沖突和民族本位主義帶來的風險

“一帶一路”沿線許多國家是以宗教為主導的社會，在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差異顯著，而且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宗教信仰經常引發激烈沖突，民族本位主義也經常大行其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分布著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多種宗教，不同宗教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以及不同民族與種族的排斥與對抗，都極易催生宗教極端主義和民族分離主義。一些國家的政治團體為達到政治目的，經常利用民族本位主義做文章，鼓動民族情緒引發社會動蕩，增加了中國企業開展直接投資的風險。另外，“一帶一路”沿線的部分國家內部存在著對華抱有抵觸態度的組織，這些組織利用各種手段對中國進行負面宣傳，反對和破壞來自中國的投資。一些政客還利用民眾對中國的抵觸情緒謀取個人政治利益，比如不斷夸大中國在其國家的“政治存在”和“經濟利益”，將本國經濟政策失敗歸因於中國因素等。

（四）東道國經濟波動導致的債務違約、項目泡沫化等風險

企業在境外開展投資活動的過程中，東道國經濟發展出現波動，經濟增速放緩以及由此導致的債務違約、項目泡沫化等風險可能使企業蒙受損失。當前世界經濟整體低迷，部分響應”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存在著巨額經常項目赤字，其內部的產業結構性矛盾、出口導向型經濟持續萎縮等問題日益顯現，尤其是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由於長期以來對外部資金的依賴程度較高，但抵御資本外流的能力較弱，不可避免地成為高風險債務人。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向這些國家提供資本和融資項目，將面臨較大的債務違約風險。總體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環境與歐美發達國家差距明顯，投資回報率存在變數，項目風險不容低估。但是，在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強勢推進的背景下，中國各地政府和企業都熱情高漲，迅速推出了許多大型投資項目，使得”一帶一路”被項目化、泡沫化的風險大幅提高。

（五）東道國法律體系不健全和執法不嚴導致的風險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法律法規體系的健全程度、法律法規的內容以及執法環境方面存在著很大差異，沿線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法律體系不完備、不透明、法律制度變動頻繁的情況，而且這些國家在法律上與國際接軌的程度較低，我國企業開展直接投資將面臨較為陌生的法律制度環境。具體到投資政策方面，許多國家在辦理簽証、注冊企業、審理審批、勞務許可等方面的手續相當復雜，而且政策變動頻繁，隨意性較大。從目前來看，我國企業在國外的投資經常面臨稅收繳納、勞資關系、安全環保、招標程序、並購審批、國家安全審查等諸多風險。比如，印度和斯裡蘭卡雖然勞動力便宜，但其罷工權卻得到了嚴格保護﹔哈薩克斯坦近年來對企業的環境保護要求日益嚴格。另外，從執法環境的角度看，司法的公正性、執法的隨意性、腐敗的嚴重性以及爭端解決機制的不同，都會給對外投資企業帶來不可預期的法律風險。

四、“一帶一路”戰略下推進中國對外投資布局優化的對策

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經營，既是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和實現自身發展目標的行為，也是國家“走出去”戰略乃至經濟可持續發展強國戰略的體現。因此，在遵循布局優化基本思路的基礎上，提出相關對策建議。

（一）積極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或升級雙邊投資協定

雙邊投資協定（BIT）對於推動和保護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尤為顯著，特別是對於制度環境較差的國家，投資協定能有效彌補制度缺位，降低風險。中海油繼2005年收購優尼科失敗后，2013年斥資151億美元成功收購了加拿大Nexen能源公司，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國和加拿大簽署的《外國投資促進和保護協定》。因此，我國政府應根據與東道國的雙邊投資情況，選擇恰當時機與其簽訂BIT。目前，中國已與130多個國家簽訂了BIT，其中涉及“一帶一路”沿線的56個國家。但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署的雙邊投資協定大部分時間較早，投資保護水平較低，未來應以“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為核心，將原有協議進行升級或重新簽訂。[ 余瑩：《我國對外基礎設施投資模式與政治風險管控——基於“一帶一路”地緣政治的視角》，《經濟問題》2015年第12期。]其中，中國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斯裡蘭卡、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蒙古、菲律賓、阿聯酋、沙特阿拉伯等國家的雙邊投資協定均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簽署，亟待升級。除投資協定以外，中國政府還應該積極與相關國家和地區簽訂司法協助、領事條約、檢驗檢疫等政府間雙邊協定，使中國對外投資企業從制度層面上得到保障。

（二）加強和創新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

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是中國政府為支持企業“走出去”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在東道國建設的合作園區。目前我國正在50個國家建設118個經貿合作區，其中有77個分布在“一帶一路”沿線的23個國家。比較有代表性的包括泰國泰中羅勇工業園、巴基斯坦海爾-魯巴經濟區、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越南龍江工業園、匈牙利中歐商貿物流合作園區、中俄托木斯克工貿合作區等。未來，可以重點考慮到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以色列、蒙古等國家建設農業加工型園區，到老撾、越南、柬埔寨等國家建設加工制造型園區，到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等國家建設資源合作型園區，到波蘭、匈牙利、愛沙尼亞等中東歐國家建設商貿物流園區。充分發揮境外經貿合作區的載體作用，為園區企業提供與東道國有關的國情、產業、文化和法律信息等服務﹔與東道國政府簽署雙邊合作區協定，保護園區企業的投資權益，避免雙重征稅，為園區企業提供風險預警。[ 蘇杭：《“一帶一路”戰略下我國制造業海外轉移問題研究》，《國際貿易》2015年第3期。]此外，要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同境外經貿合作區之間的合作，充分利用各東道國比較優勢，使分布在各地的境外經貿合作區成為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構建區域生產網絡的承接平台。

（三）注重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環境評估和服務平台建設

鑒於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將面臨各類風險，應加強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環境評估，構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公共服務平台和風險預警體系。特別是對於中亞、中東、東南亞等投資風險相對較高的區域，商務部等部門應充分發揮其信息資源優勢，建設境外投資公共服務平台，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包含東道國法律法規、優惠政策、稅收制度、雇佣規則、文化風俗等方面的信息，及時發布對外投資指南和對外投資環境評估報告，讓企業能夠在充分掌握相關信息的條件下做出海外投資的科學決策。相關金融機構應充分利用其海外分支機構眾多的優勢，加強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信息數據庫的建設，為中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及時提供信息咨詢和業務指導。相關行業協會、商會和中介組織等應努力為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提供投資信息交流和風險預警的平台，重點關注市場行情、匯率變動、政治動蕩等領域可能發生的風險，及時發布投資風險預警信息。鼓勵行業協會更多了解國外市場需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業發展政策、主要競爭對手等情況，支持中介機構在更多重點區域設立辦事處。

（四）通過多種手段擴大跨國企業融資渠道、創新融資方式

許多中小民營企業由於資金問題而錯失了對外投資的良好機遇﹔一些對外投資企業由於其信譽度問題很難獲得境外銀行的貸款，而我國本土銀行在海外的分支機構數量較為有限，很難為企業提供全面的貸款支持。因此，擺在政府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擴大跨國企業融資渠道，創新融資方式。鼓勵跨國企業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股權融資、債權融資、上市等多種方式融資，改變過度依賴銀行貸款的融資方式。除了傳統的銀行借貸融資和股票、債券融資方式外，政府還可以幫助跨國企業通過私募基金等方式獲得境外的融資渠道。私募基金不但可以提供財務支持，而且還可以參與設計投資並購方案，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有力支持。積極開發多種金融產品，如對外擔保、混合貸款、絲路債券等，通過金融創新拓寬融資渠道。另外，充分發揮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上海合作組織銀聯體等金融機構和平台的作用，強化對“一帶一路”沿線重點地區投資合作的戰略設計，為對外投資企業特別是高質量項目提供資金支持。

（五）重視中國企業海外形象建設，強化在東道國的社會責任意識

伴隨經濟發展以及跨國投資對東道國影響程度的加大，越來越多的東道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對企業提出環保等社會責任要求，如2015 年2月中國水利水電在柬埔寨4億美元的水壩項目因非政府組織關於環保的批評而暫停。因此，要完善對外投資企業的內部治理機制，引導企業走可持續發展的對外投資道路。順應各國生態發展和環境保護的訴求，將環境影響評價、協議保護機制、生態補償和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其中，實現企業投資利益與東道國當地社會利益和環境利益的協調一致﹔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復雜的投資環境和輿論環境，中國企業應當積極融入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更多雇用當地員工，不斷淡化外資色彩﹔要樹立公關意識，主動與東道國政府、當地社區建立溝通渠道，在宣傳企業形象的同時避免因突發事件給企業經營造成的干擾。建立高效的溝通渠道，樹立可持續發展的企業社會責任意識，將大大提升境外中國企業的形象，有助於推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包容性發展和互利共贏。

（六）完善對外投資管理體制，加強對國有企業境外投資的監管

目前，我國企業到境外投資在項目審批上仍存在著重復辦理的現象。因此，政府需要進一步簡化企業海外投資的審批程序，強化對審批進程的管理和監督，使得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流程更順暢，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對於企業對外投資的不合理管制和束縛，應盡快鬆綁，尤其是外匯管制方面。與民營企業對外投資減少約束的要求不同，國有企業的海外投資和運營應該受到相對嚴格的監管。特別是那些投資到“一帶一路”沿線政治、經濟、社會風險較高的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項目，應進行嚴格的項目論証。不斷加強對國有企業的境外監管，完善境外財務制度，強化境外資產管理。注重對海外投資項目運營過程中的動態管理，提高項目從計劃到實施再到運營全過程的專業化水平。對海外項目實行定期審查，及時查找和解決項目運營中存在的問題。重視國際化經營組織架構和經營模式的創新，可以考慮聘請獨立的機構或專家對海外投資項目進行風險預估和效果論証，推行海外投資的項目責任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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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蘇杭：《“一帶一路”戰略下我國制造業海外轉移問題研究》，《國際貿易》2015年第3期。

原文轉載自《管理世界》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