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561家出版社，其中540家以上在出童书。在图书市场增长日渐乏力的背景下，“童书”却是形势一片大好，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动力。

　　快速增长的背后伴随着童书市场的鱼龙混杂，由于“缺乏陪伴”，大量功利性、速成式的儿童书籍大行其道，人们期待用一本书“完美解决”儿童的教育问题。

　　“教育的本质是陪伴，而不是方法。‘邪教式’童书泛滥，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家庭教育。”著名教育学家熊丙奇说。

　　“如果你去过培训现场，你也会觉得，这哪是儿童教育啊，搞得跟‘邪教’差不多。”王先生对记者说。

　　王先生在外企工作，他的孩子前年刚上小学，每次接送孩子，校门口都会有一群人发名片、递资料。大多数情况下，王先生会婉拒，但还是攒下了厚厚的一沓名片，名片上印有各种有趣的头衔：儿童“学习力”教练、儿童“财商”培养师、儿童专注力培训专家、儿童成长顾问……

　　“刚开始不太相信他们，可他们都有自己写的书，去听过几次免费讲座，这些‘专家’‘教练’一个个跟巫婆似的，其实套路都差不多。”据王先生总结，重点有四：

　　首先，制造恐慌，让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已成落后分子；

　　其次，承诺只要买了他们的书、上了他们的课，就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其三，善于营造气氛，通过喊口号、激情演讲、讲小故事、参加过培训的家长现场谈“受益经验”等，鼓励更多人买他们的书，或者参加培训；

　　其四，如果家长感到收效不大，就会被说成是“理解不透，学习态度不佳”。

　　“我翻过他们的书，基本都是按‘遇到问题—后果可怕—提出新概念—堆砌似是而非的论据—彻底解决’的套路写成，再加上一些案例和笑料，就算是一本书了。有的‘专家’‘教练’可能在保险业工作过，书中画出的模型、讲座用的PPT都差不多，只是改了一下字句。”王先生说。

　　最让王先生感到不理解的是：“如今孩子的压力已经够大的了，这种兜售焦虑的童书，为什么能出版？而且出版这么多？”

　　大家都往童书市场钻

　　“为什么能出版？竞争压力太大了呗。”出版人林秋兰说。她看过一个统计，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561家出版社，其中540家以上在出童书。“5年前，好多出版社不太看好童书市场，这5年来，大家都在往里钻。因为成人出版的盘子日渐缩小，各出版社都希望拥有一个童书产品线。”

　　北京童心布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帅则认为：“看一下这两年的图书市场年度报告就知道，成人图书市场年增幅不大，只有10%，童书的增长率却有20%。从前社科、财经是热门，但早在2017年，教辅、童书已排在纸质书销量的前两位。各出版社都觉得这是一片蓝海，不管过去有没有积累，都挤了进来。”

　　除了增长方面的诱惑外，童书出版还有几大“先天优势”：

　　首先，风险较小。选题申请更容易，效率较高。

　　其次，成本较低。以绘本为例，首印只需3000—5000册，而成人图书的首印量一般在5000—8000册之间。

　　其三，市场操作容易。用林秋兰的话说：“特别是低幼类图书，读者还不太会说话，说不出自己想要什么，只要家长以为这本书有利于孩子，就会去购买。这一批家长买了，下一批家长还会买，容易做成‘经典书’。”

　　“可大家都参与进来，才发现童书也不是那么好赚钱，目前市场上能做到‘大畅销’的童书，大多是5年前出的，近5年出的畅销童书，还真数不出几本。”林秋兰说。

　　王帅认为：“好多人觉得童书市场门槛低，但事实上，没三年以上的积累，很难适应它，因为你做的选题无法被地面店、网店认可，不会把你的书放到显眼的位置上。前几年，还可以靠做一些新品种来抢市场，如今这已不大可能了。”

　　做不了畅销书，大家只好围绕老师和家长的心理下功夫。

　　林秋兰说：“一些童书抓住了老师和家长们的偷懒心理。培养德智体美劳等品质，需要成人示范才行，正因为成人无法给孩子提供沉浸式的教育，所以才想用一本书来解决问题。”

　　于是，各种速成式、方法式的童书冒了出来。

　　创作蓬勃 但与国际接轨还有差距

　　市场竞争激烈，但童书作者受益不多。

　　作家范典说：“相对来说，写童书的收益比写成人书高。此前我出版了一本40万字的小说，版税仅7.5%，勉强拿到1万元。而我即将出版的几本童书，大概是5万字一本，每本收益已达1万元。”

　　范典表示，自己写的是儿童文学，原创性高，稿费可能更高一些，即使如此，只靠写书也“不可能养活自己”。一般情况下，童书作家先用写书博取知名度，再通过办讲座、办学习班，再加上创作收入，“才能养活自己”。

　　“如今童书写作很繁荣，每次作协开会，都能看到很多年轻作者，但大家都是业余创作，主要是学校老师、文化馆工作人员和媒体人，我也是当年在儿童杂志当编辑，才走上业余儿童文学创作之路的。即使是曹文轩，也是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写作。”范典说。

　　著名翻译家万之曾说：“在瑞典，当作家太舒服了，因为读者在公共图书馆每借走一本书，国家就要给作协0.40元，其中一部分要给作家。格林伦(《长袜子皮皮》的作者)有时年底能收到上千万的钱，但其中700万要交税。这钱不用读者掏兜，是政府给的，连翻译也有，我夫人年底有时也能收到1万多元，真是个好政策。”

　　作家叶倾城刚写完《你好啊，一年级》《蜗牛做的谷小满》两本儿童小说，她说：“应该分清儿童文学和童书之间的区别，就我所知，目前写儿童文学的人很少很少，大多数作者是写童书，就是给孩子做‘科普’，和教辅差不多。”

　　此外，虽然童书创作日渐蓬勃，但在与国际接轨方面，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在样式上，相对单一。范典说：“我认识一位境外绘本作家，她每年在世界各地跑，参加各种书展，找到好的图书样式，便引入内地市场，确实与众不同。”

　　焦虑感产生“剧场效应”

　　对于“邪教式”童书泛滥，范典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中国家长在挑绘本时，很少因为其审美品质而购买，绝大多数是看实用性。这种家长太多，“邪教式”的童书自然也多。

　　其二，很多成年人不读书，在“全民读书”的氛围下，各单位都在办读书会，只好去听书网站下载音频，集体播放一下，讨论几句，就算是读过了。这种听书的音频多是“打鸡血式”的，所以这些家长在给孩子买书时，只看个标题，根本不深入了解。

　　对此，叶倾城有不同看法：“指责家长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没感受到家长的难。”

　　叶倾城接触过许多年轻家长，他们大多来自农村，靠高考改变了命运，虽已身处中产行列，却普遍缺乏安全感。叶倾城说：“在接触中，他们说得最多的话是，认为自己还不如父辈。父辈毕竟还有一块地，孩子没考上大学，还能去种地。可他们这一代进了城，没有别的资源，除了自住的一套房，什么也无法留给孩子。这几年，经济增长放缓，他们的焦虑感就更强了。”

　　有了焦虑，就会产生“剧场效应”：当别人站起来时，你也只能站起来。

　　“现在小孩也没什么可玩的，因为同学们都在上各种补习班，只能去补习班找小伙伴玩。只要经济许可，给孩子报个学习班，也是家长无可奈何的、爱孩子的方式。对‘城二代’来说，除了靠成绩，他们还能靠什么？此情可悯，过分责备家长，我觉得太不厚道。”叶倾城说。

　　在看过太多现实的案例后，叶倾城相信，不如把一切交给市场，童书的风尚最终应让市场说了算：经济高速发展时，童书会更倾向于鼓励个性发展；在经济发展降速时，童书会更偏重吃苦耐劳的说教。

　　“只要写的人足够，市场必然会淘汰一批人，不值得大惊小怪。”叶倾城说。但她也承认，目前童书的市场化不够，一些学校通过举办“跟着绘本学XX”“背诵《三字经》《弟子规》”等活动，影响着家长的选择。

　　“这些年来，学校对文言文更重视了，但我希望孩子多看张岱这样的、比较优美的文章，而不是只讲愚忠愚孝、帝王将相。但没必要较劲，老师也不容易。”叶倾城认为，“童书‘邪教化’的责任究竟是谁的，我也说不好，反正责任不是孩子的，不是老师的，更不是家长的。”